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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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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辛亥革命的到底是谁?--中国年鉴网

  

  

领导辛亥革命的到底是谁?--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1906年2月,孙中山[SunZhongShan](前排左四)在新加坡与同盟[TongMeng]会会员合影


  “辛亥革命[GeMing]中革命[GeMing]者追求的是与君主专制相反的‘共和’制度,以‘平民’自居,自称所从事的革命[GeMing]为‘平民革命[GeMing]’,因此,我以为称这批革命[GeMing]者为‘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较为恰当。”知名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说。

  辛亥革命[GeMing]的领导者到底是谁?在中央文史馆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GeMing]100周年研讨会”上,一些权威史学家认为,辛亥革命[GeMing]并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GeMing],其领导力量也并非资产阶级革命[GeMing]派。

  4月9日在广州闭幕的“纪念辛亥革命[GeMing]100周年研讨会”汇集了不少海内外知名辛亥革命[GeMing]研究专家。与杨天石的观点相呼应的是,姜义华等历史学家认为,把辛亥革命[GeMing]定性为资本主义革命[GeMing]并不准确,“辛亥革命[GeMing]爆发时,同盟[TongMeng]会一些主要成员更多的是救亡图存,他们看得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GeMing]带来的问题,目前金冲及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已经用‘民族民主革命[GeMing]’来定性辛亥革命[GeMing]。”


  杨天石:应称革命[GeMing]者为“平民知识分子”

  在西方,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本来是资产阶级的任务,但是,中国的辛亥革命[GeMing]却与之不完全相同。这一革命[GeMing]的目的之一是反对满洲贵族集团,具有种族斗争的意义,这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GeMing]所没有的;这一革命[GeMing]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列强入侵,中国面临瓜分危机,救亡图存成为第一紧急要务,这也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GeMing]所没有的。

  关于这次革命[GeMing]的领导,最初的一种说法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后来干脆省略小资产阶级,只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了。但是,遗憾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似乎并不能为这种说法“争气”。放眼辛亥革命[GeMing]史,资产阶级热衷的只是收回利权一类的爱国抗争和立宪运动一类体制内的改革,对体制外的革命[GeMing]并不感兴趣,他们宁愿跟着康有为、梁启超和袁世凯跑,而不愿意追随孙中山[SunZhongShan]。有鉴于此,有些学者不得不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上层和中下两个阶层,辛亥革命[GeMing]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领导的,然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也并不支持这种说法。有关史家说不出这两个阶层是如何划分的,各自的代表人物是谁,也讲不出其经济地位如何影响着他们政治主张的分野。

  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辛亥革命[GeMing]前后,中国只存在一个力量微弱的资产阶级,他们只支持一种政治主张,走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君主立宪道路。只是在革命[GeMing]即将或已经在全国爆发时,资产阶级和“立宪派”的士绅们才逐渐地、部分地转向革命[GeMing]。

  辛亥革命[GeMing]的领导者实际上是一批青年学生,留学生或者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就是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年在中国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据统计,至1905年,仅当时在校的留日学生就有八九千人之多,而至1910年,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已达150余万,成为一支很大的社会力量。这批人,和中国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所受的不只是儒家文化的浸染,也不需要通过科举以谋进身之阶。在他们的思想、文化结构里,既增加了声、光、化、电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也增加了西方17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的成分。他们在校或者离开学校后就成了职业革命[GeMing]家,或者投笔从戎,成为“混”进军队的职业军官和职业士兵,有的则“拿起笔,作刀枪”,成为投身新兴文化事业的脑力劳动者,办报,办学堂,办出版社,当记者、教师、文人。

  某次讨论会上,一位学者表示:“孙中山[SunZhongShan]不是资产阶级革命[GeMing]家,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GeMing]家?如果将孙中山[SunZhongShan]定为无产阶级革命[GeMing]家,他一定会跳起来反对。”孙中山[SunZhongShan]生前,曾表示要当“工人总统”(《孙文力助工人之宣言》,《香港华字日报》,1921年6月9日)。将孙中山[SunZhongShan]定为无产阶级革命[GeMing]家,他会不会跳起来反对,我看不一定,但将他定为资产阶级革命[GeMing]家,我估计他一定会跳起来反对。

  在《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辩论中,梁启超主张实行“制限选举”,反对给目不识丁的“贫民”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革命[GeMing]派与此相反,主张实行没有任何财产和文化限制的“普通选举”,主张实行国家民生主义,将一切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掌握在国家手中。这些情况至少可以说明,当时,梁启超等人是在为资产阶级说话,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革命[GeMing]党人则是在为广大人民群众说话。考虑到当时的革命[GeMing]者追求的是与君主专制相反的“共和”制度,以“平民”自居,自称所从事的革命[GeMing]为“平民革命[GeMing]”,因此,我以为称这批革命[GeMing]者为“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较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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