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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是忠实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及国家方针政策的唯一综合性国家年鉴,由国务院办公厅、新闻出版署批准并发证,新华通讯社主办,以中、英文两种版本在北京和香港同时向国内各省市及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开发行。国务院办公厅曾发文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创刊以来,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已成为反映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和建设成就及国家方针政策的综合性年鉴”是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投资中国的权威工具书和重要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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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袁世凯不可矫枉过正--中国年鉴

     关于袁世凯[YuanShiKai]的评价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有“定论”。单从胡思敬的《大盗窃国记》、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YuanShiKai]》等书名,就不难看出上述作者对袁世凯[YuanShiKai]的总体评价。

  近几年,一些学者试图突破传统思维模式,从正面审视和评价袁世凯[YuanShiKai],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这本是好事,只是时下对袁世凯[YuanShiKai]等人的评价越来越高,似乎大有把过去的全部定论推翻之势,这就不能不令人忧虑了。

  笔者认为,对袁世凯[YuanShiKai]这样复杂多变的历史关键人物,应当还原到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去分析,既要突破“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框框,也不能矫枉过正,更不能有意无意地替他擦洗污点。否则袁世凯[YuanShiKai]重新评价问题就难免有为其翻案的嫌疑。

  告密:袁世凯[YuanShiKai]是否是元凶

  关于“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问题”,学术界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美国哈佛大学孔祥吉在《蔡金台密扎与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之真相》一文中,据思想保守且了解内幕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后,还原了袁世凯[YuanShiKai]通过荣禄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得出“袁世凯[YuanShiKai]无疑是告密的元凶”这一结论。

  这其实是对国内传统观点的又一佐证。据中国史学会主编的《戊戌变法》记载,1898年9月18日,林旭将光绪皇帝的两道密诏交给康有为后,康有为即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议,决定派谭嗣同到袁世凯[YuanShiKai]住处“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于是,谭嗣同当天深夜带着两道密诏到法华寺见袁世凯[YuanShiKai],袁世凯[YuanShiKai]对谭嗣同的请求满口答应,信誓旦旦:“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不想袁世凯[YuanShiKai]在9月20日一赶回天津就将维新派的计划告诉荣禄。荣禄即刻进京向慈禧汇报。第二天清早,慈禧从颐和园赶到皇宫,立即囚禁光绪,临朝亲政,下令搜捕维新党人。由于维新派和封建顽固势力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

  虽然在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是否直接导致变法失败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尚存分歧,但几乎一致认为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是毋庸争辩的史实。对这一点,即便袁世凯[YuanShiKai]本人也不否认。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根据档案资料“准确地订正出慈禧回宫的时间不是1898年的9月21日,而是19日,从而使20日荣禄得袁世凯[YuanShiKai]密报后‘闯园告变’的旧说失去时间和空间的凭藉”。还有论者认为,“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也是基于某种个人感情,并不可信”。

  戊戌变法失败:袁世凯[YuanShiKai]是一个重要因素

  袁世凯[YuanShiKai]与戊戌政变发生有无直接关系这一问题,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和对史料的不同解读,学术界也一直存在明显分歧。有论者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所致”,因为维新派的“密谋”不密,“即使袁世凯[YuanShiKai]不去告发,慈禧也很快就会从其他渠道得知,予以先发制人的打击。政变实属必然。”也有论者根据袁世凯[YuanShiKai]在戊戌政变十余年后刊发的《戊戌日记》中记载的细节,得出“戊戌政变的发生与袁世凯[YuanShiKai]的告密没有因果关系”,还有学者根据袁世凯[YuanShiKai]亲信张一在《心太平室集》和另一个亲信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的记述认为,袁世凯[YuanShiKai]本无告密的念头,只是初六(9月21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牵连而不得已为之,显然其告密在后,政变发生在前。甚至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一事是“误解与误会”。因光绪皇帝对维新党人策划的“围园救后”计划“的确不知情”,而维新党人却声称受光绪指使。光绪受到慈禧制裁后就“自然以为是袁世凯[YuanShiKai]宿意构陷,捏造了这个给他带来奇祸的密谋”。

  针对否定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甚至否定袁世凯[YuanShiKai]告密的新观点,另一些学者立即做出回应,提出不少否定之否定的论据。如,孙永兴《也谈袁世凯[YuanShiKai]功过——与祝曙光教授商榷》、睦传厚《袁世凯[YuanShiKai]功过谭概——与祝曙光先生商榷》等文章。他们认为,袁世凯[YuanShiKai]《戊戌日记》的内容不能全信,并引用袁世凯[YuanShiKai]给其家兄袁世勋的家信:“弟被迫辞穷,只得以实情相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等原话进行反证。

  袁世凯[YuanShiKai]在维新运动后期思想存在某种变化的轨迹,因此不应单凭引用个别否定“告密案”的观点,就得出袁世凯[YuanShiKai]与变法运动失败无因果关系。袁世凯[YuanShiKai]确实参与过维新活动,且还向光绪帝上过书、给翁同龢上过说帖,力陈变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可是,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变化,袁世凯[YuanShiKai]的思想也在不断动摇。在帝党和后党分别极力拉拢的过程中,他从自身利益出发权衡利弊,最终选择掌握生杀大权的慈禧太后。仅从这一点看,不管袁世凯[YuanShiKai]有没有告密,他都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接受“二十一[ShiYi]条”:卖国的罪名无法洗清

  1915年1月,新任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时,将事先拟好的二十一[ShiYi]条秘密条款面呈袁世凯[YuanShiKai],并承诺“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对袁世凯[YuanShiKai]亦能遇事相助”。袁世凯[YuanShiKai]感到日方胃口太大而无法接受,便以“本件应与外交总长会商”搪塞推托。事后立即召集会议商讨对策,先后采取更换外交总长拖延谈判时间、请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斡旋、密令冯国璋联合19省将军通电抵制等措施,但都收效甚微。最后以“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借口,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电,即除第五项中各条容日后协商外,所有条款“即行应诺”。

  以往的著述和历史教科书多认为,日本无故向袁世凯[YuanShiKai]提出横蛮无理的要求,他本来完全可以拒绝接受,但为了在帝制问题上得到日本的支持,他不惜拿“二十一[ShiYi]条”做交换的条件。然而,近年有论者认为:“所谓袁世凯[YuanShiKai]为了当皇帝而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ShiYi]条’的结论,根本就不能成立。”并且非常同情和理解袁世凯[YuanShiKai]当时的处境,认为袁世凯[YuanShiKai]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不得不以和平手段与日本周旋”。

  在袁世凯[YuanShiKai]接受“二十一[ShiYi]条”与帝制的关系上。传统观点认为,袁世凯[YuanShiKai]为早日实现当皇帝的愿景,在日本的威胁利诱下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ShiYi]条”。然而,有的论者认为,“日置益既没有在递交‘二十一[ShiYi]条’之前窥破袁氏的帝制野心,也没有在递交‘二十一[ShiYi]条’之时以支持帝制相引诱”,从而得出袁世凯[YuanShiKai]的这种对日让步是“在痛苦的两难选择中做出的理性抉择,与袁世凯[YuanShiKai]的帝制野心无关”。还有学者从考据学的视角对袁世凯[YuanShiKai]在“二十一[ShiYi]条”说帖上所做的朱批一一进行分析,然后得出:“袁世凯[YuanShiKai]对于日本的‘二十一[ShiYi]条’说帖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并进行了相当的抵抗,他寄希望于‘西人掣制日本’,但由于一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故袁世凯[YuanShiKai]的‘以夷制夷’幻想只能破灭,最终还是接受了修正了的‘二十一[ShiYi]条’。” 从而袁世凯[YuanShiKai]接受“二十一[ShiYi]条”与称帝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对上述观点,一些学者站在坚持传统观点的立场上引经据典进行了相应的驳斥,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且不论袁世凯[YuanShiKai]是否存在以接受“二十一[ShiYi]条”作为获取日本支持这种动机,也不管其接受“二十一[ShiYi]条”时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袁世凯[YuanShiKai]接受“二十一[ShiYi]条”出卖国家民族利益,造成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却是铁的事实。仅从这一点看,袁世凯[YuanShiKai]就逃脱不了与“二十一[ShiYi]条”的干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YuanShiKai]卖国的罪名是任凭怎么洗也洗不掉的,只会越洗越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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