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义华：定性为资本主义革命[GeMing]并不准确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体制所奉行的是一种精英主义，通过社会精英对整个国家进行动员、控制和管理。起初的精英多出自世家大族，科举制后，主要是选拔的士子文人。20世纪之初，孙中山[SunZhongShan]等革命[GeMing]者所代表的是中国正在崛起的一批新的社会精英,他们接受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接受了新式教育，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对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危机感特别痛切。他们关注下层草根社会大众的生活状况，对通过建立共和使人民享有民主和自由权利多充满期待。

　　把辛亥革命[GeMing]定性为资本主义革命[GeMing]是不准确的，至少在辛亥革命[GeMing]爆发时，同盟[TongMeng]会一些主要成员并不是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更多的是要挽救整个中华民族。革命[GeMing]者看得到西

　　方资产阶级革命[GeMing]带来的问题，为了民生，他们的第一倾向是社会主义，第二倾向则是无政府主义，第三倾向是民粹主义。目前在学界，以前持辛亥革命[GeMing]是资产阶级革命[GeMing]的章开沅先生已不再坚持，金冲及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也以“民族民主革命[GeMing]”来定性辛亥革命[GeMing]。

　　回过头来看辛亥革命[GeMing]，实际上是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特别是列强环伺、清朝政府无力带领中国对抗外部侵略的背景下，有识之士要引导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种行为。而辛亥革命[GeMing]提出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对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怎么管理、怎么建设也提出了一些建议，直到现在，这些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孙中山[SunZhongShan]是真正实际地全面改变大一统国家体制的第一人。在革命[GeMing]实践中，他发现西方的很多东西与中国的国情没办法真正吻合。他的政治构想也随之由分权制向集权制、多党制向一党制、地方自治向中央集权转变。

　　孙中山[SunZhongShan]最初提出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实际上，孙中山[SunZhongShan]逐步感到，如果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与中国的实际是不相符合的。他意识到，中国两千多年来早已形成的多民族融合局面，必须是多民族共存下才能处理好很多问题。特别是近代以来，各国列强都想利用边疆的民族问题分裂中国。所以孙中山[SunZhongShan]深刻感到，单一民族的国家口号不利于多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列强侵略，因此，他此后一直倡导建立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

　　严昌洪：文学社与共进会发动的武昌首义背后

　　在孙中山[SunZhongShan]组织领导的十次起义中， 被称为辛亥首义的武昌起义并不在其内。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还是正在美国的孙中山[SunZhongShan]阅读报纸时意外得知“武昌为革命[GeMing]党占领”。武昌起义其实也不是同盟[TongMeng]会直接领导的，而是湖北两个革命[GeMing]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的，这场震撼了世界的革命[GeMing]的爆发似乎出于孙中山[SunZhongShan]和同盟[TongMeng]会领导层的意料之外。有的人据此认为武昌首义与孙中山[SunZhongShan]没什么关系。

　　其实孙中山[SunZhongShan]及其领导的同盟[TongMeng]会与武昌首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武昌起义其实是孙中山[SunZhongShan]和同盟[TongMeng]会十次革命[GeMing]失败后的一次伟大成功。现有的史料显示，武昌首义当天，参加首义的战士曾经在晚上仰望星空，一位战士问另一位战士：“那颗将星是不是‘孙文星’？”言语之间其实是承认孙中山[SunZhongShan]对武昌起义的领导的。

　　同盟[TongMeng]会与武昌首义的关系可从三个方面来说明，从组织上看，联合发动武昌起义的湖北两个革命[GeMing]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与同盟[TongMeng]会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和实际上的联络关系。表面看起来，文学社和湖北共进会都不是同盟[TongMeng]会的下属组织，但实际上，不论是文学社抑或共进会都与同盟[TongMeng]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同盟[TongMeng]会湖北分会在武汉地区的组织发展是依托日知会进行的。第三，孙中山[SunZhongShan]和同盟[TongMeng]会东京总部将日知会视为同盟[TongMeng]会的下属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