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得知父亲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就想把祸水引向总理。王洪文批示，要彻底追查，查出“黑后台”。这下父亲遭了殃，被撤职自不必说，没日没夜地被批斗，要父亲交待出“黑后台”。父亲一口咬定，是听说的。谁说的？忘了。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3期，原标题为“永远的感念——回忆父母与周总理、邓颖超的交往”

　　本文口述者贝璐瑛女士的父亲龙潜，战争年代曾任周恩来机要秘书，解放后担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整理者秦海先生，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童怀周”的骨干成员。他们的忆述、整理，生动地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在周总理诞辰110周年的今天，这或许是最好的纪念。

　　我的父母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后来还有过交往，受到总理夫妇的教诲和帮助，这是他们永远的感念，也是我永远的感念。

　　总理的为人感动了一大批人

　　我的父亲龙潜是四川云阳（现属重庆市）人。父亲考入上海的一所大学后，爷爷十分骄傲，但怕父亲到上海后不再回来，就给父亲说了一门亲，强迫他结婚。婚后不久父亲就去了上海，很快接受革命思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搞学生运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的领导人正犯着“左倾”错误，常常盲动。一次，他们在一个小剧场秘密开会。这剧场只有两个出口，这就犯了秘密工作的大忌——由于叛徒告密，剧场被反动军警包围。当天参加会议的人几乎全部被抓，我父亲也被逮捕。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共舞台”案件。

　　1937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我父亲才被放了出来，曾在李克农领导的“社会部”工作，被称为“龙副官”，后随李克农辗转到重庆，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当了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周恩来当时是党的副主席，秘书处的负责人是童小鹏，秘书还有乔冠华、龚澎、荣高棠等。龚澎从一所教会大学毕业，人长得很漂亮，口才又好，英语也极好，是办事处的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时，她通常以中、英文同时发布，人气很高，是当时的“重庆一绝”。国民党十分妒嫉：这么漂亮又有才气的女子怎么竟被收到共产党的旗下，而且如此忠诚！他们也想找这样的人，且以为自己是掌权者，找一个必定毫不费力，然而漂亮的没有口才，有口才的又不漂亮，漂亮又有口才的英语又不行，更没有龚澎那样火一样的革命激情——于是只有妒嫉共产党了。

　　当时的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只要听说是龚澎发布新闻，都一定来参加。听得多了，在国共摩擦中也更多地偏向共产党。后来龚澎嫁给了大才子乔冠华。“文革”初期，龚澎是外交部部长助理。一次，造反派抢走了她记有外交机密的笔记本。她又气又急，结果中风，半身不遂。周总理得知她的笔记本被抢，非常生气，曾几次对造反派说：你们不把龚澎的笔记本交出来，我就绝不同你们对话。

　　讲到这里，不妨插一段“花絮”。有个叫赵浩生的人，当年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他是第一批访华的美籍华人。退休后给美国的大公司做顾问。一次来华，他请我吃饭（我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听说我父亲在重庆时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便说起他对周总理的印象。他说他当时虽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周总理对他的态度也很亲切，从不歧视他。一次聚会后照相，他觉得自己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躲得远远的。周总理把他拉过来，还拍拍他的肩膀，让他站在身边照了相。他在同周总理的接触中，就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所以他写的一些新闻稿，常常塞进一些共产党的说法。当然不独他一人如此，周总理的精神和为人感动了重庆的一大批人。尼克松访华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当教授的赵浩生要来中国。一些人阻止他，说像你这样的人可能不安全。他坚信，周恩来当着中国的总理，他就不会不安全。在饭桌上，他还问我认不认识龚澎，见过没有。我说认识，也见过，并想向他描述我最后看到龚澎时，她被乔冠华搀扶着艰难挪步的样子（已经苍老得令人想像不出当年的丰采了）。赵浩生可能从我的神态上“读”到了我的描述，竟出人意料地用手捂住我的嘴，说：不要讲，不要讲，她是我心中的女神，就让她美丽的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吧。由此也可见龚澎的魅力了。

　　我父亲在武汉时，便同我母亲结婚了。对于家乡那个爷爷包办的夫人，他本来就没有任何感情，何况多年在外，后来再没有见过面。只是听说爷爷死后，伯父把家产据为己有，把父亲的第一个夫人和儿子赶了出去。这位女人很坚强，也很能干，靠织布养活儿子和自己，还省吃俭用，寄钱给坐牢的我父亲。父亲当即把这些钱交给了监狱的地下党组织。钱不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用来买通看守跟外面通消息，给有病的难友买药治病。父亲出狱后，时局很乱，又忙于工作，也不承认这桩包办婚姻，因此也没有联系。对这桩婚姻，母亲也是同父亲结婚后才知道的。

　　但周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将此事放在了心上。他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父亲的第一位夫人，此时我的大哥已经十一二岁了，大哥的母亲希望能让孩子出来读书。总理遂安排把大哥母子从四川送到延安。他们母子十分感谢周总理。而我们，包括我的母亲，也十分感谢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