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任命陈云为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平生第一次在军队任职的陈云，以其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有条不紊的办事风格，指挥若定的组织才能，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过人魅力，率领部队渡过湘江，与红八军团实行整编，在极端困难危急的情况下，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引起了毛泽东等主要领导的注意，为此后光辉的革命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云自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从事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从未在部队任过任何职务，对红军情况不熟悉，更无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陈云以高度的党性，精神抖擞地明确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全力以赴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军团任职的仅陈云一人，而且他还是政治局常委。其他5位政治局委员均随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行军。与陈云同时分别到红八、红九军团任中央代表的刘少奇、凯丰（何克全），当时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前卫部队突破国民党军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一、红三军团主力迅速抢渡湘江，分别在全州以南和灌阳以北控制了过河点，拼死抵抗国民党的中央“追剿军”和从广西方面赶来的桂军。红五军团梯次布置在湘江东岸掩护全军，红五军团的红三十四师又掩护军团主力。由于红军队伍拉得过长，辎重过多，以致行动缓慢，大部队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拦击，天上敌机肆无忌惮地轮番轰炸扫射，地上是敌军密集的炮火，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30日，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和军委一、二纵队勉强渡过湘江。然而，担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两侧国民党军开始急速向湘江合拢，红五军团大部仍滞留于东岸与敌激战，若再不抢渡湘江，将会遭到敌军分割包围的危险。由于军团部与师部的通讯联络中断，在此生死存亡之际，陈云写信派人火速送给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信中指出：“这是紧要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渡过湘江。”当天深夜12点多，陈伯钧在石塘圩接到陈云的信时，红十三师距江边还有90里，且部队打了三天三夜，没吃一顿饱饭，指战员又饥又饿，兼之未睡觉，可以说疲困到了极点。但和陈云一样深知兵贵神速的陈伯钧连饭都来不及吃，立即组织部队执行陈云的指示，连夜跑步行军90里，终于抢在敌军合拢之前渡过湘江。而担任红五军团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在几小时后的12月1日中午到达湘江边时，渡口全部被敌军占领，被阻于湘江东岸地域，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及大部指战员均壮烈牺牲。红军在湘江东岸一星期的激战，是长征以来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作为全军后卫的红十三师能渡过湘江，与陈云在危急时刻所下的“最大的决心”、所送的这封“十万火急信”生死攸关。

　　在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几乎全军覆没，过江的1000余人，也陷于一片混乱状况之中。为了让中央及时了解这一情况，陈云会同李卓然于12月11日向博古、朱德、周恩来作了汇报。12日，中央领导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转兵贵州。在通道会议后和进贵州前，博古在洪州司约见了陈云和刘伯承，向他们通报了13日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根据陈云和李卓然反映的红八军团过湘江后严重减员等情况的报告，决定把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陈伯钧任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原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另行分配工作。军委还把长征出发时分编的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亦称“中央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陈云和刘伯承在以后几天内，协助红五、红八两个军团进行整编。他们决定以两天行军间隙时间做宣传、鼓动、解释工作，以一天时间整编。通过整编，不仅充实了作战部队，也使部队恢复了严整的阵容。12月21日，陈云离开红五军团，前往军委纵队就职，圆满完成了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的使命。

　　来源：《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