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0年初秋，时任中共[ZhongGong]上海[ShangHai]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姚溱，亲自交给上海[ShangHai]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为了明年（1951年）迎接中共[ZhongGong]建党30周年，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寻找当年召开中共[ZhongGong]一大[YiDa]的地方，此事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范畴，所以要他这位处长挂帅，承担起负责寻找一大[YiDa]会址这项重任。

　　沈之瑜本姓茹，名志成，祖籍杭州。1935年，茹志成赴上海[ShangHai]，进上海[ShangHai]美术专科学校求学，校长是著名国画大师刘海粟。1937年毕业后，茹志成留校任助教。在中共[ZhongGong]上海[ShangHai]地下组织教育下，茹志成于1940年离开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上海[ShangHai]，前往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县从事革命工作，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考虑到“茹”是很稀少的姓，如不改名换姓，敌特顺藤摸瓜，很容易查到他的老家。为不使亲人、朋友遭牵连受累，他便改姓“沈”，名字也改成“之瑜”，从此他竟一直叫“沈之瑜”，以至于后来他的子女也跟着姓沈。

　　二

　　在沈之瑜接受寻找中共[ZhongGong]一大[YiDa]会址的那个时候，像他这样文化比较高的县团级党员干部，乃至更高一级的领导干部，也仅知道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1日（实际上是7月23日——笔者）在上海[ShangHai]正式成立；有些人也知道中共[ZhongGong]一大[YiDa]代表为12人（现在认为应为13人——笔者），但很少有人能说全这12个人的姓名的，充其量也仅知道毛泽东、董必武等少数几个人。毛泽东、董必武是外地人，他们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ShangHai]开了几天会，时过30年，对开会地点肯定也印象模糊，说不出具体的地方了。

　　茫茫大上海[ShangHai]，何从寻觅20年前的一大[YiDa]会址呢？中共[ZhongGong]的初创大会，是在绝密状态之下召开的，局外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向谁人去调查呢？这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困难再大，沈之瑜表示也要一定去完成这一神圣任务。因为他知道，一大[YiDa]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现在，我们连一大[YiDa]会址全搞不清，那真是无法向历史交代。

　　沈之瑜经过缜密调查，从上海[ShangHai]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处得到一个重要线索：扬帆手下有一名副科长，名叫周之友，中共[ZhongGong]党员。周之友原名周幼海，乃周佛海之子！

　　周佛海是中共[ZhongGong]一大[YiDa]代表，后来却成为大汉奸。而周之友却与其父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早就成为一名中共[ZhongGong]地下党员。

　　沈之瑜走访了周之友。周之友向沈之瑜提供了寻找一大[YiDa]会址的重要线索：其一，他的母亲杨淑慧现在上海[ShangHai]。召开中共[ZhongGong]一大[YiDa]期间，从东京回国参加会议的日本留学生周佛海正与杨淑慧热恋，周佛海曾带她去过开会的“李公馆”那座房子[FangZi]，也曾叫她往“李公馆”送过信；其二，周佛海曾写过一本《往矣集》，内中谈及出席中共[ZhongGong]一大[YiDa]的情形。

　　沈之瑜很快便在上海[ShangHai]图书馆查找到了《往矣集》。《往矣集》里有一句关键性的话，给沈之瑜指明了寻找一大[YiDa]会场的方向和范围，即开会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沈之瑜请教几位上海[ShangHai]地名学者和专家，得知“贝勒路”处于法租界之中。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给这条马路命名。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1943年1月9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汪伪中央政府“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从这年8月1日起，上海[ShangHai]撤销了租界，由日本人“一统天下”，贝勒路也就改了名，以湖北省黄陂县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现在，黄陂南路马路两侧有2000多座房子[FangZi]，范围仍是不小，何况李公馆早已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