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市特别代表陈德徵提出一项《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内称“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处分之。”按照陈的说法，从拘捕、审问、定罪、处刑到执行，均不必经过任何法治机构，国民党省市党部有权定谁是反革命。

　　

蒋介石与胡适（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文史频道，作者：周为筠，原题：《民国年间的一场人权运动》

　　1928年3月10日，散发着墨香的《新月》出生了，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发行。一弯新月天如水，在左翼文学开始鼓噪的时候，这本清新而洋气的刊物可谓别树一帜。《新月》的面孔大多是原先新月社成员和《现代评论》派转过来的，徐志摩、胡适、陈西滢，加上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沈从文等，后来几期一些新的身影陆续出现罗隆基、邵洵美、潘光旦……

　　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新月》的旗帜下高举共同的理想，凭借在文学和政治上努力，在这收成和希望渺茫的荒芜年头，执著地祈望为时代的思想增加一抹亮色，为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养分。

　　杂志从2卷2期起，闻一多如杳然黄鹤不再过问，徐志摩也渐行渐远渐无书，由梁实秋开始全盘接手，随后发生了与鲁迅的拉锯战。这时胡适、罗隆基开始为人权与约法鼓与呼，笔底生发出轩然大波，杂志关注的焦点也由文学走向时政批评。

　　胡适向党国发难

　　1927年5月，胡适从英国出席庚子赔款委员会会议回来，这期间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选择上海定居的胡适与徐志摩等人发起了新月书店与《新月》杂志。由于时局动荡不安，胡适在上海最初的日子政治上是沉默的，但他有议政爱好的，如他所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

　　随着国民党政权统治的稳定，政治上的高压政策逐步暴露。书斋里的胡适就再也坐不住，便在《新月》上发表一系列政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国大陆统一在国民政府旗下，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统一中国后意味着军政时期的结束，进入了训政时期。这是孙中山在关于三民主义演讲和《建国大纲》中明确规定的国民党革命三阶段：第一是军政时期，国民党要靠军事力量夺取和巩固政权；第二是训政时期，由国民党代表民众行使国家权力，同时，以县为单位，在各地训练民众实行自治，为过渡到下阶段做好充分准备；第三才轮到民主的宪政时期。

　　然而，一向最看重枪杆子的蒋介石，仍以“军”为主进行军事独裁和个人专制，所以训政时期依然是一党专政、以党治国。这一切胡适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