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道路踯躅前行

　　新月》一开张就与蓬勃兴起的左翼文学发生了磨擦，左翼的鲁迅、冯乃超都针锋相对地对其围剿，甚至讽刺《新月》正在执行着为统治者“维持治安”的任务。

　　新月》成了革命的异己，杂志逐步展现出自由主义式的改良主张，系统阐述了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不仅按照各自的专业训练围绕“中国的现状”进行诊断，还以“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鲜明表达自由主义式的原则宣言。

　　同人们是站在一个“忠实”的反对者的立场，希望国民党能够从谏如流改善自身。杂志因此对国民党和孙中山毫不客气地批评，其实这是种补弊手段。他们天真与固执地要走第三条路——独立于国民党政府与左翼革命的路，这条路注定腹背受敌，想要在夹缝中求生存真是有点不尴不尬。

　　1930年1月20日，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开会，陈德徵主持并认为新月书店出版的《新月》杂志刊登胡适诋毁国民党言论，决定查封新月书店，同时呈请严行通缉，使在党政府下不得活动。2月5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传达中央宣传部密令，查禁《新月》第2卷6、7期合刊，罪名是“诋祺本党、肆行反动”。之后的5月，国民党中宣部又下令查禁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

　　愤怒与失望交杂的胡适，决定退出这场人权与法治的战斗，中国公学校长一位也由于右任代替。胡适转了一个大弯又举家迁回北平，在这个过程中他发表了《我们走哪条路》，一改过去的调子，避而不提人权与法治，认为当时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五大恶魔。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用科学的方法，是一点一滴的改革。此后罗隆基也离开上海，去往天津做《益世报》主编，同人纷纷作鸟兽散。

　　1931年7月下旬，天津市整委会给北平市整委会去函，称新月2卷8号有诋毁约法诟辱党国之文字。于是，北平公安局奉北平市整委会之命，没收了北平新月分店一千多份该期刊物，并逮捕了店员。

　　虽然上海、北平这些地方政府对《新月》杂志不遗余力地打击，并一再呼吁严惩胡适、罗隆基，蒋介石却心底认为这些人只是一介书生，作点文章出点风头罢了。并询问属下，是否可以把他们引为同调？

　　胡适虽然讥之不是同调问题，是政府能否容忍异己问题，但是在重重挤压下被国民党当局纳入到体制之中，在1931年接收了财政委员会委员一职，逐渐和国民党接近起来。

　　随着国民党统治在30年代初达到统治的顶峰，《新月》同人活动空间变得非常狭窄。但这群曾经跌跌撞撞跋涉于第三条道路的义士，几乎成了与共产革命派、三民主义派鼎足而立的一个思想派别，成就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