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政府开始调集军队进攻解放区，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政府强迫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体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3月3日下午3时20分，董必武在南京电告钱之光:中共在沪财产移交民盟保管，并由陈家康通知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3月4日，周恩来致电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商请民盟代管中共在沪、宁、渝等地的财产。当晚6时，张澜、黄炎培电约陈家康至永嘉路321弄8号张澜寓所商谈财产移交之事。

　　3月3日清晨，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在《文汇报》、《联合晚报》记者为他们摄影留念后告别了“周公馆”，他们留下了几乎全部的财产:从周恩来乘坐的轿车到西装领带，从办公桌椅到钢笔糨糊，从成箱成匣的山东解放区“四美德”纸烟，到洗净补好折叠整齐的衣袜被单，样样俱全。董必武还特地关照即将来沪的民盟中央委员冯素陶，请他将摆放在“周公馆”客厅里一个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绿茶色如意转交沈钧儒。

　　3月17日中午12时，民盟中常委沈钧儒、罗隆基前往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与宣铁吾洽谈接管中共在沪财产事项。两天后，周新民代表民盟，点收了中共在沪财产。当晚，周新民等即迁入上海思南路107号(现为思南路73号)“周公馆”，随后李文宜、辛志超、陈新桂等先后迁入。从此“周公馆”成为民盟总部机关。

　　当时的“周公馆”，大门右侧的平房是传达室，它不仅起了保卫民盟机关的作用，还接待过许许多多民盟同志；底层和二楼各有一间相当大的会客室，民盟人士的各种集会多在此举行。二楼还有一间房是周新民、李文宜的卧室。工作之余，周新民总是手不停笔，撰写《新中国大学丛书——法学新论》。二楼和三楼之间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东头的一小间，是辛志超同志的卧室；两端的小屋里，住着陈新桂等。

　　国民党当局没有因中共代表团的撤离而放松对“周公馆”的监视，每到夜晚，“周公馆”对面那座原上海妇幼医院的大院内的楼房便透出了黯如鬼火的灯光。每当“周公馆”有人进出，那座楼上便有人伸头窥视。大院东端的十字路口，有两个焊铁壶、配钥匙的“小贩”。只要“周公馆”稍有动静，他们即停下手中活儿，鬼头鬼脑地张望。这俩“小贩”常常调换，时而是背刺青龙的大汉，时而是拱肩缩背的人物。为防不测，民盟机关人员在辛志超卧室靠东窗的书桌上，安置了一只通往二、三楼的报警电铃。每天深夜，辛志超都要到院中巡视一番。

　　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政府新闻局长董显光宣布民盟是“中共之附庸”；10月7日，国民党当局公然枪杀了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主任杜斌丞；10月13日“中国文化界戡乱救国委员会”诬蔑民盟参加“叛乱”，“应与共匪同在讨伐明令之列”，民盟危在旦夕。

　　10月17日，辛志超将祝公健移交的上海全体盟员名册交给尚丁，授命他将民盟上海市组织转入地下。10月25日，国民党警官闯入“周公馆”进行“查视”。第二天，辛志超约见孙桂梧，请他保管全国盟员名单和其它重要档案。10月2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两天后即派员接收“周公馆”。当时周新民因遭特务搜捕被迫隐蔽，沈钧儒毅然承担了出面点交的任务。从此，“周公馆”落入国民党手中。然而不到两年，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周公馆”又回到人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