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学者杨奎松。南都记者冯宙锋摄

　　记者陈万如　辛亥革命[XinHaiGeMing]是20世纪中国爆发的第一场革命。辛亥革命[XinHaiGeMing]为什么发生在何种意义上是成功的,在什么意义上归于失败上周六上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杨奎松做客岭南大讲坛,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和听众探讨了上述话题。

　　“并没有[MeiYou]真正的公车上书运动”

　　讲座的主题是“辛亥革命[XinHaiGeMing]与20世纪的中国革命”,杨奎松首先阐释了生产力对社会[SheHui]运动的巨大影响。

　　“马克思认为在1848年资本主义已经走到极限了,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更大的生产力蓬勃出现,一个是机械的发展,一个是电报、电话以及电灯的出现,直接带动了信息的传播,变成了强大的社会[SheHui]动员的条件。”他以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为例,阐释自己的看法。

　　杨奎松指出,中日《马关条约》带来严重的民族危机,但没有[MeiYou]引起国人的关注。康有为、梁启超在举人中发动上书运动,但绝大多数人没有[MeiYou]签名,最终上书也没有[MeiYou]送到朝廷中去,“并没有[MeiYou]真正的公车上书运动”。而五四运动得到社会[SheHui]各阶层广泛参与,民众通过电报了解到会议的情况,又通过电报将意见传给外交代表,最终成功促使中国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认为,1894年时没有[MeiYou]良好的现代化信息传递工具,1919年有了电话和电报,是两次运动出现不同结果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XinHaiGeMing]时还没有[MeiYou]民主的基础”

　　通过进一步对比“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的社会[SheHui]动员程度差异和其原因,杨奎松进一步提出,在民主、宪政和共和革命的意义上,辛亥革命[XinHaiGeMing]是一场“早产”的革命,缺乏相应的社会[SheHui]基础。

　　杨奎松分析道,五四运动的广泛参与,得益于下列因素:新式学生群体形成；城市化的加速带动社会[SheHui]舆论的产生,推动了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和对国家的认同；电报的出现等生产力的发展、白话文运动促使信息的传播,使民众意识到自己与国家的关系。这些条件在1911年辛亥革命[XinHaiGeMing]时尚不成熟,民众在1920年时才真正参与运动之中。而辛亥革命[XinHaiGeMing]后,整个社会[SheHui]新的统治阶层还是旧式的派别和群体,大批新的精英和新的学生群体尚未出现。

　　“从共和革命这个角度来说辛亥革命[XinHaiGeMing]是早产的”,杨奎松认为,辛亥革命[XinHaiGeMing]之所以能顺利实现,一方面是因为1905年“废科举”切断了知识精英和皇权的利益链条,使皇权失去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满汉矛盾。“辛亥革命[XinHaiGeMing]当时还没有[MeiYou]民主的基础,也没有[MeiYou]民主的意识和宣传。”这是杨奎松对辛亥革命[XinHaiGeMing]性质的基本观点。

　　对“辛亥革命[XinHaiGeMing]性质温和”的观点,杨奎松持不同看法:“满清政府过度虚弱,之所以没有[MeiYou]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满清政府没有[MeiYou]条件作出这样的抵抗。”

　　妙论

　　“社会[SheHui]历史的演进　应该是渐进的过程”

　　杨奎松特别强调,社会[SheHui]历史的演进应该是渐进的过程。但孙中山和其他中国精英,寄希望于“一场革命解决所有问题”,看到西方民主道路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问题后,转而希望寻找更好的学习榜样,没有[MeiYou]考虑到社会[SheHui]的生产力、文化、意识发展的实际情况。

　　“中国五四运动没有[MeiYou]完成思想启蒙过程,本应宣传民主、宪政的运动很快转入社会[SheHui]主义宣传热潮,”在杨奎松看来,五四运动的变质又是中国人希望找到一条捷径的表现。

　　“绿地有接近直角的一条路,很多人会抄近路,按照直线从两个半腰插过来,在绿地上踩出一条黄土路,草都死了,”讲座结束时,杨奎松举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以此说明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我们的革命当年也是这样的一种思路,就是老想走捷径,看到一个新的就想学,旧的就不要了,造成的后果是规矩没有[MeiYou]学成,新的草地也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