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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对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的贡献--国家史册

  

  在建党90周年之际,又恰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JueYi]》通过 30周年。30年前,为了清除“文化大革命[GeMing]”的影响,为了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即要做一个历史决议[JueYi]。通过这个决议[JueYi],“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决议[JueYi]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进行的。胡乔木作为决议[JueYi]起草的负责人,在贯彻落实邓小平、党中央的指示,在对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决议[JueYi]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分析评价及解决方案的提出上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对“文化大革命[GeMing]”的评价

  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GeMing]”,是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JueYi]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整个“文化大革命[GeMing]”部分由胡乔木亲自起草。他对“文化大革命[GeMing]”发生原因的剖析,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GeMing]”特定内涵的阐释,对“文化大革命[GeMing]”性质的界定,都被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JueYi]所采纳和认可。

  关于“文化大革命[GeMing]”发生的原因。这是起草历史决议[JueYi]的两个难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外意见很不一致。有人把“文革”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个人,也有人延续1945年的历史决议[JueYi]的分析方法,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阶级根源上找原因。胡乔木认为:“个人的品质,个人的性格……不是说没有影响”,但是,“讲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不能教育群众”。另外,他不主张沿用1945年的历史决议[JueYi]。同时,他也不同意沿袭过去简单地从阶级根源找原因的传统方法。他说:“这不单单是一个阶级根源问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GeMing]”的发生,最根本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认为抓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并把政治的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说政治统帅一切,继而变成阶级斗争统帅一切;中国革命[GeMing]胜利,使毛泽东的威信越来越高,骄傲情绪的增长,个人专断的发展,党内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从而导致不幸的后果;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革命[GeMing]成功后没来得及把落后的东西统统铲除掉,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等方面长期以来的偏向,对“文化大革命[GeMing]”的准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影响,使我们党执政后缺乏成熟的理论和有效的监督;把反修防修不适当地扩大到国内、党内;追求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1981年4月1日,胡乔木提出修改决议[JueYi]的新设想时,对“文化大革命[GeMing]”的原因又重新做了归纳。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社会主义历史很短,没有经验,不成熟,社会主义应怎么建设,怎么继续发展,本来不清楚,加上苏联扩张的影响;一个是社会主义在东方国家首先胜利,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带上了旧的残余影响,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历史长,封建专制的遗毒对党内的影响比较大,使毛主席个人专断得以滋长。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

  对“文化大革命[GeMing]”性质的界定。在给“文化大革命[GeMing]”定性问题上,当时党内外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对立。有人称之为反革命[GeMing],有人说十年动乱,也有人认为是一场政变,还有的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GeMing]。

  胡乔木认为,“文化大革命[GeMing]”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一个革命[GeMing]。但也不是反革命[GeMing]。也不能称为动乱。因为“动乱没有政治含义”。他也不赞成政变说。经过反复分析和推敲,最终,他把“文化大革命[GeMing]”的性质定为“内乱”。

  邓小平也赞成“内乱”这个提法。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JueYi],维持了胡乔木的提法,即“‘文化大革命[GeMing]’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GeMing]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准确的定性,为我党在新时期实现拨乱反正奠定了理论的支撑。

  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GeMing]”理论的特定含义的阐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GeMing]”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GeMing]”中曾被反复宣传,并作为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中共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后不久的1979年1月7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碰头会上,胡乔木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GeMing]”这个口号,“值得重新研究”。

  在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JueYi]时,针对有的同志担心否定“继续革命[GeMing]”的理论,会不会导致否定马克思的不断革命[GeMing]理论的疑惑,胡乔木指出:“革命[GeMing]本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l、政治革命[GeMing],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GeMing]。这是革命[GeMing]的原义……2、继续用革命[GeMing]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GeMing]斗争。这是……革命[GeMing]的转义”。胡乔木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GeMing]”的口号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有特定的内涵,即在无产阶级既已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再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GeMing],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证明是完全错误和十分危险的,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谬行为。至于继续用革命[GeMing]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GeMing]斗争,这当然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他说:我们现在主要是在革命[GeMing]的转义上来使用“革命[GeMing]”这个概念的。“今后的革命[GeMing],主要不表现在阶级斗争上。不能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GeMing],或生产关系的猛烈的变化。”为此,他主张这个口号“不但不宜再用,而且必须加以批判,以便统一党内外思想,使想再利用这一口号造反的人们陷入孤立”。

  关于对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内涵的科学阐释

  邓小平从起草历史决议[JueYi]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也是当时“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为落实邓小平的指示,胡乔木对坚持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究竟坚持什么,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作了深入的探讨。

  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有其特定的内涵,要把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和毛泽东的思想区分开来,把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分开来。他说:“所谓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就是毛泽东的学说……它是有逻辑性的。”不能把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等同为毛泽东的思想,理解为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把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加以区别,毛泽东的思想应以中共八大为分界,分为前期和晚期。1956年八大以前,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后期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他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他发动“文化大革命[GeMing]”的主要论点,他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都是错误的。尽管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以后直至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仍有不少好的见解,但基本倾向是背离八大路线的,并且错误愈来愈严重”。“我们现在要……对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

  胡乔木还把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的精神实质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三个方面。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的新发展、新贡献。而这些原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历史决议[JueYi]从第三稿开始,直到六中全会通过,胡乔木概括的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一直为大家所肯定,并在决议[JueYi]中占相当的篇幅(约2300字)。

  胡乔木提出的两个区分和对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精髓的高度概括,解决了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是什么,坚持毛泽东思想[MaoZeDongSiXiang]究竟坚持什么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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