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看历史》

　　逃港的事情，宝安[BaoAn]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进入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TaMen]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GaiGeKaiFang]是从我们[WoMen]宝安[BaoAn]县搞起来的。”他们[TaMen]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深圳特区报》工作，当时，深圳已经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了。我听到当地(宝安[BaoAn]县) 的人常说：“改革开放[GaiGeKaiFang]最初是在我们[WoMen]民间先搞起来的”，采访和调查中又听说民间的开放同建国三十多年来宝安[BaoAn]县的几次大的逃港事件有关。我很惊讶，以前只知道特区是邓小平要办的，原来邓小平的决心后面，还有一幕大戏。我就决心弄出个究竟，开始一点点地进行调查。

　　木讷与恐惧事情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因为那时候，逃港这件事还是禁区。1988年我开始调查时，被调查的人往往都否认宝安[BaoAn]县发生过逃港事件。当年，当地的人因为逃港普遍被压制过，有的还被关起来、被狗咬伤过、甚至被边防军打伤过。这些[ZheXie]往事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主流意识中，是不能放到案上说的。

　　但是在私下里、饭桌上，大树下，我发现他们[TaMen]相互之间却经常谈逃港经历的酸甜苦辣。但当我再去找他们[TaMen]时，发现我手中的纸和笔，他们[TaMen]又不说话了。这些[ZheXie]说法和现象很触动我。

　　我认识宝安[BaoAn]县万丰村的经济带头人潘强恩董事长，他倒是说得很明白，他说，改革开放[GaiGeKaiFang]是我们[WoMen]用血写出来的，没有[MeiYou]大逃港，哪有改革开放[GaiGeKaiFang]啦，“我们[WoMen]死了多少人哪，淹死的，打死的，狗咬死的，枪毙的，都有，在我们[WoMen]村里就有。”

　　于是，我通过潘强恩董事长的关系，来到万丰村。他安排我住在村里，我在那里住了四天，想见见逃港者和他们[TaMen]的家人。但是，一般男的不敢出来说话，只有一些妇女出来应付我。后来经过潘强恩的再三动员，才来了六七个女人，她们的男人都是逃港的，有的从山上掉下来，有的在海里淹死了。

　　我们[WoMen]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当时的农民企业家办公室很简陋，就是一间农舍，地是泥土地，踩得多了，都是黑色的。有的妇女牵着孩子来，孩子们还很小，全是孤儿寡母的，很可怜。那些没了父亲的孩子还不懂事，满屋子跑。这些[ZheXie]受访的妇人很迟钝。对我的询问没有[MeiYou]什么热情，问一句答一句。

　　虽然潘强恩对她们进行了动员，但她们看上去还是很木讷，谈不出什么内容来。看来，她们对这件事没有[MeiYou]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潘总交待了，来完成一下任务罢了。

　　当时这种不敢讲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光万丰村。我去沙井镇了解渔民冲击派出所的事件时，村民听说记者来了，也都很紧张，谁都不答话。1979年，刚搞改革开放[GaiGeKaiFang]时，这里的农民以为“改革开放[GaiGeKaiFang]”就是可以自由去香港[XiangGang]了，要出海，结果派出所把船没收了。渔民就冲击派出所要抢回渔船，还要抓出封船的人。但是在潘强恩介绍情况之前，沙井镇没有[MeiYou]人承认这里发生过冲击派出所事件，所有逃港者的家属都说，这里没有[MeiYou]逃港的人，没有[MeiYou]抢船的事，好像啥都没发生过。

　　我也曾彷徨过。单位的领导好意地劝我：“不要碰这个事了，引火烧身哪，你还年轻，正事不管，管这些[ZheXie]干嘛？ ”

　　我采访的那些村子的领导也认为，你搞这个干啥，(这些[ZheXie]事)绊我们[WoMen]脚的，都过去了，不要再纠缠旧事了，不是都要求我们[WoMen]向前看了吗？

　　因为我是党报的记者，村里人往往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一般都回答说没这个事情，干部就说，陈记者，我了解一下再向你汇报。可是后来我多次把电话打去，他们[TaMen]又敷衍推托了，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那句：朝前看嘛。

　　这种讳莫如深的现象一直到90年代初，都没有[MeiYou]改观。

　　大约到了21世纪初，对大逃港事件，当地人在私下谈论得多起来了。除了当地的个别领导，乡镇书记这一级的干部，还不敢放开同我谈逃港的问题外，当地农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忌讳了。有的还把我请到屋里去，请我喝茶，边喝边谈。原因很简单，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的民主意识提高了，腰杆子也硬了。从农村改革，土地承包，办三来一补工厂，出租房屋，宝安[BaoAn]县的农民富得流油。以前怕村干部管他们[TaMen]，罚他们[TaMen]的工分，现在他们[TaMen]怕谁呀？凭自己的两只手干活，凭自己的本事办厂经营，农民不怕了。所以敢说话了。

　　沙井镇抢船事件发生在1979年。我是1990年代到沙井马鞍山村调查这一事件的，这是我在《大逃港》的第二集中想写的一个章节。群众冲击派出所之后，公安局派人来把大队支书抓了，准确地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说，你们把我抓了吧。他被关了十多年。我通过熟人找到了派出所的同志带我到马鞍山去。他被释放后开了个小杂货铺，我们[WoMen]见到他时，他正在收拾杂货。派出所同志说老陈啊，记者找你了。我握住他的手，这时我明显感到他的手一直在发抖。他还是怕，怕民警，这种恐惧是忘不了的，已经成为条件反射了。十多年的牢狱让他付出的太多了， 太惨重了。

　　我还是叫他陈支书，我说“陈支书，你是条好汉，我们[WoMen]记得你。你帮了村子的人。”他的眼就红了。

　　陈支书很木讷，说不出很多话，他反复地跟我说一句话“跑了那么多人，我犯了错误”，我注意到他一直说自己犯了错误，没有[MeiYou]说过自己犯罪。他只是担起了这份责任，也讲不出大道理，只是说党好，这么久了还派人来看他 (指我来采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