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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的第一座电台--中国年鉴网

  

  中央特科的“风语者”中,既有“工匠”,又有“木匠”。

  “工匠”是学土木工程出身的李强[LiQiang]。“木匠”是周恩来[ZhouEnLai]给涂作潮起的外号。加上蔡叔厚、张沈川,上海[ShangHai]时期的中共中央不仅有了第一座电台[DianTai]、第一个无线电[WuXianDian]培训班,而且还有了第一部密码。

  罗青长说:“我党的第一个密码是豪密,第一个译电员是邓颖超。也可以说周恩来[ZhouEnLai]是密码专家。”

  风语轻盈。风行天下。我党无线电[WuXianDian]通信事业的创始人,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强[LiQiang]在家中办公。 (资料照片)

  【回眸】

  他只能由两个同志搀着扶着发报、收报,确保电台[DianTai]畅通

  我们党的第一座电台[DianTai]建立于1929年的秋冬之交,当时李强[LiQiang]24岁。

  青春作证。上一年,26岁的“木匠”涂作潮刚在莫斯科结识周恩来[ZhouEnLai],并被他亲自派去学习无线电[WuXianDian]通讯技术。下一年,“工匠”李强[LiQiang]和蔡叔厚、张沈川他们就成功[ChengGong]搞出第一部收发[ShouFa]报机,在上海[ShangHai]西区正式建台。

  一年,仅仅一年,我们就白手起家,从无到有。

  要知道,这时离美国人设计的无线电台[DianTai]在斯坦福大学草坪上跟所有大陆电台[DianTai]进行通讯并大获成功[ChengGong],也才两三年。要知道,这时的国民政府也只是简单使用几近原始的“摩尔斯码”。要知道,当年上海[ShangHai]哪怕买点铜片线圈,也有被人举报的危险。要知道,躲在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里搞电台[DianTai],一旦被查,殃及全家。

  更加令人可喜的是,特科电台[DianTai]所用密码的创编者是周恩来[ZhouEnLai]。这一密码保密性极高,素有“豪密”之称。

  然而特科电台[DianTai]也有致命弱点,就是发射功率太低。

  李延明是李强[LiQiang]的儿子。李延明说他父亲[FuQin]“最先研发成功[ChengGong]的那一台收发[ShouFa]报机,多少有点笨重,灵敏度也不太高,功率只有50瓦,大家就又试着搞了一台100瓦的民用收发[ShouFa]报机。但是一按电键,它所产生的感应电流,足以把隔壁邻居家的电灯点亮,隔壁邻居就叫了起来:‘今晚怪了,电灯怎么关了还是老在闪呀?’他们一听不好,只好放弃,停止试验”。

  涂胜华是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也说:“那时我父亲[FuQin]已经回到上海[ShangHai],跟李强[LiQiang]一起搞100瓦的民用收发[ShouFa]报机。要是邻居们稍许有一点无线电[WuXianDian]常识,或者跟无线电[WuXianDian]通信沾一点边,马上就会猜到隔壁有电台[DianTai],那就糟了,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个危险是天线,张沈川他们以竹竿替代。他们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又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不易为人察觉的屋脊上。有天晚上,“梁上君子”光顾,把衣服都偷走了。为免暴露,他们也没声张。

  由于环境险恶,经常熬夜,张沈川日益体衰,终至伤寒。他只能由两个同志搀着扶着发报、收报,确保电台[DianTai]畅通。

  张沈川病弱的身子最终竟还遭到敌人的摧残。

  1930年末,租界巡捕突袭挂着“福利电器公司”招牌的无线电[WuXianDian]培训班,所有的在场人员全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唯独涂作潮侥幸脱险。其实张沈川反应很快,被捕前已经拉开窗帘,发出警报,但涂作潮还是手拎漆桶,莽撞闯入。眼看法国巡捕冲他大吼,他才急中生智,伸手索讨工钱,讨“福利电器公司”老板拖欠他的工资,还要法国巡捕帮他“维权”。气得法国巡捕飞起一脚,把这个一身油腻的“油漆工”当场踢出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

  第二天的《申报》登出了张沈川等人被“中西包探”“一并带入捕房”的消息。消息说:“昨午十二时许,市公安局局长袁良,忽据密报,谓现有大批反动分子,匿迹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十号屋内,私设无线电[WuXianDian]机,图谋不轨,请速饬员往捕等情。袁局长据报,立即饬干探多人,持文至法捕房特别机关,请求协拿。捕头复派中西包探偕同前往,果在屋内三层楼搜获无线电[WuXianDian]听筒及电线多种,当场获得男女二十余人,一并带入捕房,经捕头略诘一过,即交来探带去归案迅办。”

  不久,麦建平、陈宝礼、张庆福和谢小康等四人,因受刑过重,在狱中牺牲。张沈川等人则被反动当局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论罪、分别判处重刑,直至抗战爆发,经周恩来[ZhouEnLai]多方斡旋、积极营救,方才获释出狱、重见天日。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红色风语者们送出了“龙潭三杰”助苏区成功[ChengGong]反“围剿”的决胜密电,送出了“广西百色起义成功[ChengGong]了”的胜利消息,送出了历史永记的一段段红色电波……

  【钩沉】

  第一座特科电台[DianTai]到底建在哪里

  有人说1929年秋是在沪西极司裴尔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石库门三层楼房作密台。

  我们所查到的是,上海[ShangHai]五条福康里,分别位于新闸路、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海宁路和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其中,第一座特科电台[DianTai]的确切地址应是在大西路福康里(即后来的中正西路433弄,也就是再后来的延安西路420弄)9号。

  特科时代到底有没有无线电[WuXianDian]测向仪

  有人说国民党当局和租界巡捕房为破坏地下电台[DianTai],将定向电台[DianTai]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兜马路,巡回侦察秘密电台[DianTai]的方位。蒋冯阎战争期间,冯玉祥和阎锡山设在上海[ShangHai]的秘密电台[DianTai]均先后被侦破。电视连续剧中也有相似情节。

  李克农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部原副部长李力却说:“无线电[WuXianDian]测向,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有的。现在拍电影,拍电视剧,说上世纪30年代,中央特科时代,国民党就开着汽车满街跑,上面装了测向仪,共产党一发报,他们就知道了,就盯上了。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那么回事。那个不可能。”

  【口述】

  百色起义成功[ChengGong]消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再转发到上海[ShangHai]

  口述人:李延明 (李强[LiQiang]之子)

  我父亲[FuQin]李强[LiQiang],1905年生,江苏常熟人,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然后入党,为上海[ShangHai]工人武装起义制造炸药。“四·一二”后,我父亲[FuQin]从上海[ShangHai]到了武汉,担任中央军委特科的特务股股长。那时的中央军委特科设在汉口余积里12号一座三楼三底两厢房的房子里,跟后来的中央特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中央军委特科的一些人,譬如我父亲[FuQin],后来到了上海[ShangHai],都成为中央特科的骨干。

  我父亲[FuQin]到上海[ShangHai],组织上先是分配他搞交通,当时叫交通科。过去我们党的交通,也就是通信联络,都是靠人力传递,一个是时间长,再一个也不安全。情报经常写在内衣上,交通员贴身穿上。后来周恩来[ZhouEnLai]就找我父亲[FuQin]商量,希望他牵头研制无线电[WuXianDian]收发[ShouFa]报机。周恩来[ZhouEnLai]说我父亲[FuQin]有这个条件,理工科成绩比较好。我父亲[FuQin]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当时完全是白手起家,不但没有元器件,而且图纸资料也没有。我父亲[FuQin]就找蔡叔厚帮忙。蔡叔厚从日本留学回来,开了一家绍敦电机公司,我父亲[FuQin]就在绍敦电机公司的二楼,弄了一些车床、铣床、刨床,然后自己动手加工零件。大概经过一年,就把收发[ShouFa]报机搞成功[ChengGong]了。

  收发[ShouFa]报机搞成功[ChengGong]后,我父亲[FuQin]就去香港建台。因为我们的电台[DianTai]功率太小,上海[ShangHai]要跟苏区联系,必须经过香港中转。当时他西装革履,手拿大铁皮箱子,把收发[ShouFa]报机藏在里边。到了香港,看见英国警察,他给人家手里塞了几块银元,人家就在他的铁皮箱子上画个叉,表示验过,根本没有打开来看。

  我父亲[FuQin]把香港台设在了九龙弥敦道。正好邓小平从上海[ShangHai]去广西,路过香港,两人还商定广西那边有情况用什么方式进行联络。后来广西那边百色起义成功[ChengGong],成功[ChengGong]的消息就是从广西发报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把这个情况再转发上海[ShangHai]。

  我父亲[FuQin]确实从小做木工

  口述人:涂胜华(涂作潮之子)

  我父亲[FuQin]是五卅运动之后去苏联学习的。他在东方大学上的是工人班,组织关系在中共旅莫支部。

  1928年,中共中央在苏联召开“六大”,我父亲[FuQin]是旁听代表,正好和邓颖超挨着坐,就和周恩来[ZhouEnLai]认识了。周恩来[ZhouEnLai]听我父亲[FuQin]说我爷爷那一辈做过竹篾匠,自己也13岁开始学做木工,1924年到上海[ShangHai]又在恒丰纱厂做木工,就拍着他肩膀,亲热地叫“木匠”。从此,“木匠”就成了我父亲[FuQin]的代号。

  “六大”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研究中共代表团请求苏联代为培训10名无线电[WuXianDian]人员的方案。决议案副本的提议名单和决定名单中,我父亲[FuQin]都以首选列入。根据这一决议,1928年11月,东方大学将我父亲[FuQin]的名字从所有的名册上删除,停止供给,派往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其实,我父亲[FuQin]是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报到,学习通讯技术。

  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建立于1924年,50年后才解密。直到1974年,苏联方面方才公开承认列宁格勒有那么一所学校。我父亲[FuQin]他们在学校里穿的不是通信兵的制服,而是炮兵的制服,那就是为了保密,绝对保守秘密,完全不让外界知道一点真相。

  我父亲[FuQin]的报务始终没学好,因为他以前生过脑膜炎,记忆有障碍,收报速度上不去。人家每分钟能收100多个字,他连四五十个也困难。他就专攻机务,加紧学习电台[DianTai]修理。

  1930年初,我父亲[FuQin]回到国内,住在蔡叔厚那里,跟李强[LiQiang]他们一起搞特科电台[DianTai]。我父亲[FuQin]找来不少美国出版的无线电[WuXianDian]杂志,从中寻找新式合用的无线电[WuXianDian]收发[ShouFa]报机图样,然后弄来可供装配的器材、零件,反复试制100瓦的新机型。

  后来的“福利公司事件”的确很险。也怪我父亲[FuQin]太大意了,竟然没有看到张沈川的预警,一头撞上门去。幸好随机应变。巡捕看他身穿工装,手里拎着油漆桶,一副纠缠不清的模样,就狠命踢了一脚,赶他走了。

  走进北京东交民巷,拐进一条僻静小路,我们在一个“居有竹”的小院屋内,看到墙上挂着同一个人不同年代的一排照片。

  这个人,就是李强[LiQiang],当年中央特科的四科科长,与其他同志一起创建了第一部红色电台[DianTai]。他儿子李延明写给我们的题字是:“勿忘来路,不忘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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