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6月间的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它最引人注目的是：会议期间及其前后，刘少奇[LiuShaoQi]对以往白区工作[GongZuo]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且指出，它是“八七”会议以后、包括六届四中全会以来长期存在的一种“错误[CuoWu]的恶劣的传统”。如此尖锐地提出这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WenTi]，在党的全国性会议上还是第一次。它立刻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在会上发生异常激烈的争论，反对的意见一度占了上风，反映出党内对十年内战期间党的历史的认识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个问题[WenTi]当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而成为日后延安整风的重要先导。

　　一、刘少奇[LiuShaoQi]在会前给张闻天的四封信

　　刘少奇[LiuShaoQi]所以在此时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个严重的挑战性问题[WenTi]，是他多年来在白区工作[GongZuo]实践中长期思考的结果，也是当时国内政治局势处在转折关键时刻的实际需要。

　　对前面这一点，已有不少研究工作[GongZuo]者作过论述，不需要在这里再用很多篇幅去谈它。大家都知道，刘少奇[LiuShaoQi]是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领袖之一。党的初期，以城市工作[GongZuo]为中心，工人运动便成为党的主要工作[GongZuo]。刘少奇[LiuShaoQi]在长期的实际工作[GongZuo]中取得过顺利的发展，也碰到过许多挫折。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问题[WenTi]，引起他不断深思，觉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的许多做法“左”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他在莫斯科担任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时，当他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时，都曾直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却接连遭受打击，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撤消职务。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刘少奇[LiuShaoQi]作为中央代表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华北地区指导党的工作[GongZuo]，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开了新的工作[GongZuo]局面，同时又遇到不少“左”的思想阻碍。为此，他先后写下《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等文章，批评“左”的错误[CuoWu]思想在实际工作[GongZuo]中的种种表现，针锋相对地提出一整套白区工作[GongZuo]中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可以看出，这个问题[WenTi]在他的思考中已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现在着重谈一下后面一点：为什么它是中国整个政治局势处在转折关键时刻的实际需要。

　　历史跨入1937年时，摆在人们面前最突出的事实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刚刚取得和平解决。在严重民族危机威胁下，延续10年的内战实际上停止下来，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在逐步实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对这个仿佛突然到来的巨大转折，许多人不能立刻适应。特别在国民党统治区，这里的党组织曾长期同中共中央几乎隔绝，对遵义会议后的转变没有多少了解，对整个政治局势的深刻变动也缺乏认识，往往仍习惯于用原有的指导思想和工作[GongZuo]方法思考问题[WenTi]和进行工作[GongZuo]；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经历了10年残酷内战，对国民党怀着深刻仇恨，对实行国共合作不易理解，甚至公开反对。他们人数虽不多，在白区工作[GongZuo]中却是一股不小的力量。这部分人的不满表现得相当强烈。刘少奇[LiuShaoQi]当时描述道：“在蒋回南京后，左倾分子大为失望，许多地方的同志大为失望。”有的人气得几天不吃饭，“认为我们完全失败”。有些左倾学者准备联名发表宣言，“说我们投降”。广东方面有左倾分子，“说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国民党当时在抗日、联共、发动民众等问题[WenTi]上表现出举棋未定的种种矛盾现象，更增长了这些人的疑虑。

　　最使刘少奇[LiuShaoQi]感到震惊的是，东北军中曾同共产党友好合作而这时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少壮派，2月2日在西安举行武装暴动，枪杀对实现国共合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少奇[LiuShaoQi]给张闻天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信就从这件事讲起。①几天后，他又写道：“西安少壮军人的暴动应该是最痛苦的教训。”“他们离开了我们，他们独自去进行那无希望的暴动，他们骂我们投降屈服，认为我们的方针错了。”他从这里感到：“我们与国民党、蒋介石合作停战是对的，但如果作得不好，很可能使平津与我们最接近的左倾群众部分的或大批的脱离我们。”②

　　白区工作[GongZuo]中“左”倾错误[CuoWu]思想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那时，全面民族战争即将到来，要求以极大的速度和规模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共同抗日的人，从事抗日战争的准备；而关门主义却是实现这一要求的重要障碍。刘少奇[LiuShaoQi]写道：“现在全国各地的救国会都有统一战线的章程纲领，然而在组织上他们还不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实际上不论在学生中、工人中、其他群众中的救国会都还只有绝对少数的先进活动分子来加入，实际上这仅仅是左倾分子的秘密组织。”“然而我们同志常把这仅仅是左派组织的救国会，即认为已经完成的统一战线。”③

　　因此，刘少奇[LiuShaoQi]接连在1937年的2月20日、2月25日、2月26日、3月4日，从天津给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写了四封长信。

　　他在信中十分强烈地提出：“我要求你们切实注意‘左’倾的问题[WenTi]。十二月决议仅是我们自己的原则的转变，而在今天则是这种原则的转变已经进入实际的转变。在这个转变关头，如果发生错误[CuoWu]，甚至是一点小小的疏忽，都要引起深远的结果。我和全国的事实都要求你们在这个问题[WenTi]上的指示。”④足见刘少奇[LiuShaoQi]已经认定：他所提出的反对“左”倾的问题[WenTi]已经不是日常工作[GongZuo]性质的问题[WenTi]，而是在历史“转变关头”将会“引起深远的结果”的大问题[WenTi]。刘少奇[LiuShaoQi]进一步指出：这种“左”倾错误[CuoWu]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他写道：“我觉得我们从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CuoWu]。正因为有这种错误[CuoWu]，所以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有极艰苦与英勇的工作[GongZuo]，也就不能巩固、聚积与加强我们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十年来是一贯的犯了‘左’倾错误[CuoWu]，到现在是已成了一种传统。”这样说仍还不够，他接着又写道：“必须还得着重的指出，我们在四中全会以后，在实际工作[GongZuo]中没有改正、而且继续着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左’倾传统。”这已经越出对当前白区中“左”倾思想批判的范围，而扩及到对党的十年历史，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如何估价的问题[WenTi]了。

　　当然，刘少奇[LiuShaoQi]这时的主要着眼点并不在算旧账，仍在纠正当前白区工作[GongZuo]中的“左”倾错误[CuoWu]，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写道：“直到现在许多地方还没有转变过去的错误[CuoWu]传统，甚至还有一些地方还不觉得转变过去传统的必要。他们认为现在的转变，只是形势变更后政策的转变。他们满足于叫几句统一战线的口号。他们还不知道不转变过去的传统，就不能执行现在策略的。”他还指出这些“左”倾错误[CuoWu]的思想根源：“这些错误[CuoWu]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CuoWu]，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CuoWu]，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WenTi]。”⑤

　　五年后，刘少奇[LiuShaoQi]在华中地区印发他给张闻天的第四封信（也就是《关于过去白区工作[GongZuo]给中央的一封信》）时，加写了一个附注：“这封信是我在五年前在天津秘密工作[GongZuo]时写给洛甫同志的一封秘密信。当时地区很小，红军亦不大，党的秘密工作[GongZuo]问题[WenTi]，是党在全国范围内工作[GongZuo]与发展的极重要的问题[WenTi]，故向中央（写）这封信，想中央在得到这封信后对白区秘密工作[GongZuo]有个指示，以帮助秘密工作[GongZuo]的转变，并接受我在十年来关于秘密工作[GongZuo]中的一些观点。⑥

　　刘少奇[LiuShaoQi]给张闻天的这四封信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接连写下的。只要把这四封信连贯起来仔细地读一下，不难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刘少奇[LiuShaoQi]在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上尖锐地系统地批判党内存在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并且指出它是长期存在的“错误[CuoWu]的恶劣的传统”，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对这些问题[WenTi]，在党内还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因此，在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二、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的第一阶段

　　1937年4月3日，周恩来从延安致电刘少奇[LiuShaoQi]，要求从国民党统治区选派代表参加将在5月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 苏区党代表会议从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举行。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先参加了这次会议。5月7日，刘少奇[LiuShaoQi]作了发言。据刘子久回忆，会上还印发了刘少奇[LiuShaoQi]的两篇文章：《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关于白区工作[GongZuo]给中央的一封信》。⑦这两篇文章提出的问题[WenTi]那样尖锐，不能不引起与会人员的广泛注意。 苏区党代表会议结束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有30位左右代表来到延安，对白区工作[GongZuo]的认识又存在严重分歧，中共中央决定接着召开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

　　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的前一天，5月16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刘少奇[LiuShaoQi]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第一部分是“关于过去白区工作[GongZuo]的一般估计”。他说：“党六次大会给我们的任务，争取千百万的群众。这一任务在苏区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已有决议不讲。而在白区，到现在的成绩是不多的。”他认为，主要的问题[WenTi]是“存在‘左’倾关门主义、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CuoWu]的传统”，“这些错误[CuoWu]传统的表现，在秘密工作[GongZuo]与公开工作[GongZuo]的联系上最明显：反对‘合法主义’，不要公开工作[GongZuo]，不要降低党的纲领，在公开团体上提出党的全部纲领。”此外还有：“无目的发动斗争，游行示威，这些是在群众斗争中的盲动主义；下层统一战线也拒绝一切，关门主义很厉害；在党内斗争中也是一套，民主很小，党内宗派主义；在宣传方面表现为形式主义，刻板的，党与群众的宣传没有分别。”⑧接着，他详细地介绍了准备在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上所作《关于党和群众工作[GongZuo]的报告[BaoGao]提纲》的内容。张闻天作结论时说：“详细的讨论，再召集会议。在白区代表会中，第一部分暂不报告[BaoGao]。第二部分，其中立三路线的字样，改为盲动主义、冒险主义。”⑨因此，刘少奇[LiuShaoQi]在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上作报告[BaoGao]，没有直接使用反对“左”倾传统的字样。当然，报告[BaoGao]的基本内容仍是针对那种“左”倾的恶劣传统的。

　　5月17日，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开幕，刘少奇[LiuShaoQi]在会上作了关于党和群众工作[GongZuo]的报告[BaoGao]。他一开始就响亮地提出：“我们党与群众的全般工作[GongZuo]在今后是要实行一个彻底的转变。”为什么要转变呢？他从两方面作了分析：“因为环境的变动，新的任务与口号的提出，使得我们党与群众工作[GongZuo]的工作[GongZuo]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的方式，也必须随之而全部地实行转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GongZuo]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肃清。因此，它深入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GongZuo]方式中，以至成为恶劣的传统习惯。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这在目前就特别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争取群众的多数。”前一方面，党中央在上一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大体也这样说过，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后一个方面，在刘少奇[LiuShaoQi]这次报告[BaoGao]前，还没有人在党的重要会议上这样提出过，不能不引起很大的震动。刘少奇[LiuShaoQi]得出结论：“为了要彻底转变今后的党与群众工作[GongZuo]，我们除了在同志中解释目前环境的变动与新的策略任务外，还必须着重地揭发与批评过去历史传统中的错误[CuoWu]，必须在党内提出彻底转变全般工作[GongZuo]的问题[WenTi]。”⑩ 刘少奇[LiuShaoQi]报告[BaoGao]中所批判的白区工作[GongZuo]中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CuoWu]的恶劣的传统”，主要针对着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而还没有受到全面清算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CuoWu]，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在党的全国性会议上首先发难，鲜明地点出这个相当敏感的问题[WenTi]，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他的语言尖锐犀利，并且从他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出发，经过深思熟虑，概括出一整套有很强针对性而又切实可行的方针、策略和工作[GongZuo]方法，更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但他的报告[BaoGao]也存在一些缺点：对过去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和党员们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顽强坚持斗争的成绩肯定不够，用语也有过分的地方。这就容易使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发生误解，以为是否定了他们过去的全部工作[GongZuo]。 刘少奇[LiuShaoQi]报告[BaoGao]后，会议分组进行专题讨论，分学生运动、农村、职工运动三个组。（11）讨论中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经验。

　　从5月20日到26日，会议进入大会发言，讨论刘少奇[LiuShaoQi]的报告[BaoGao]。在会上立刻发生激烈的争论。代表们的态度大体上有三种：

　　一种是同意刘少奇[LiuShaoQi]的报告[BaoGao]。有的代表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我以为‘左’的危险大，右的危险小。”（12）有的代表说：“我对少奇同志的报告[BaoGao]，除几点小的地方外，大的都同意。少奇同志的报告[BaoGao]，中心反对‘左’倾传统与宗派主义，争论很多。我们在做群众工作[GongZuo]中，觉得自八七会议以来存在错误[CuoWu]的传统。我非常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13）有些代表还作了补充，如白区工作[GongZuo]中冒险主义的八点表现、关门主义的五点表现等。

　　一种是认为不能根本否定刘少奇[LiuShaoQi]的报告[BaoGao]，但仍有许多原则性的不同意见。如有的代表说：“关于少奇同志的报告[BaoGao]，有个别同志不同意，甚至有根本否定，这是不妥当的。我觉得少奇同志的报告[BaoGao]：一、对过去的错误[CuoWu]揭发了；二、党与群众工作[GongZuo]、秘密工作[GongZuo]与公开工作[GongZuo]提出了。但是，他的报告[BaoGao]，我有些不同意的。”他所不同意的有四点：一是“对于过去成绩，发扬不够”；二是“着重反‘左’，没有顾到反右”；三是“对于客观形势的变动，工作[GongZuo]方式的不同，以前是对的，现在便不对，应分两个阶段来说”；四是“我不同意说‘左’倾冒险是历史的传统，而是由于客观的条件，克服了又产生，而且克服‘左’倾盲动是长期的斗争。”（14）有的代表说：“我们对于少奇同志的报告[BaoGao]，并没有完全否认他的意见。”“关于清算过去的错误[CuoWu]，不应该抹煞一切，不应该从现在看过去，不应把个别错误[CuoWu]与总的路线混淆不清，少奇同志的报告[BaoGao]就犯了这些毛病。”“他认为‘左’倾盲动主义是党的一贯的历史的传统，这种了解是不正确的。”“四中全会后在实际工作[GongZuo]中是有了彻底的转变的，在苏区的成绩，在白区还是有许多的成绩，所以少奇同志的意见是错误[CuoWu]的。”“概括来说，少奇报告[BaoGao]有系统的观点，是只反‘左’倾，不看到右倾，这是非常不对的。”（15）

　　还有一种是对刘少奇[LiuShaoQi]的报告[BaoGao]抱有强烈的不满。有的代表说：“在几天的讨论中，觉得少奇同志的报告[BaoGao]，偏向反盲动而是不动，由非法转向合法，由斗争转向要求，这是只反‘左’不反右的逻辑而形成批准了右倾。”（16）有的代表说：“在少奇同志报告[BaoGao]中有句话我不懂，就是说旧的方法不能用了，不能靠旧的方法吃饭。就是说，这些老干部，老而不死。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想旧的方法也不能没有毛病。旧路线里面还有很多成绩。有些错误[CuoWu]也是个别同志的错误[CuoWu]。”（17）在长期坚持白区工作[GongZuo]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河北省委书记并负责北方局工作[GongZuo]的高文华，在讨论最后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并且说了几句分量很重的话：“对于过去工作[GongZuo]，K·V·同志（按：刘少奇[LiuShaoQi]所用的笔名）没有详细研究，只是说过去错了，是‘左’倾盲动。对于过去有没有对的，没有谈过。所以，省委几个同志都很难过。”“很多问题[WenTi]我们不同意，所以我们这次无论如何要来中央，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WenTi]。这个同志的错误[CuoWu]，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18）

　　会外，代表中对刘少奇[LiuShaoQi]不满的情绪表现得更激烈。李雪峰回忆道：“少奇同志对过去工作[GongZuo]作风的批评比较尖锐，语气重。”“因此，有些同志觉得我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辛辛苦苦在下面工作[GongZuo]，怎么都错了？”（19）李昌回忆：有的代表当时“嚎啕大哭，说：以前死的同志白死了？”（20）还有十六个代表联名写了意见书。吴德回忆说：“我们这个屋的大部分都签了字，我也签了名。显然，这是错误[CuoWu]的。关于这件事，建国后，少奇同志见我时讲过：你那时还年轻，不懂得什么路线斗争。”（21）

　　刘少奇[LiuShaoQi]尖锐地指出白区工作[GongZuo]中存在“左”的错误[CuoWu]传统，是完全正确的，对冲破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某些顽症是十分有益的。但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倾错误[CuoWu]，同一般党员和干部不怕牺牲的艰苦斗争，虽有联系、又有区别。对前者应该严肃地批评，对后者应该热情地赞扬并给以积极的引导。报告[BaoGao]的缺点在于没有把两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在集中批判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种“错误[CuoWu]的恶劣的传统”同时，没有对后者给予应有的肯定，这就使不少代表误以为这个报告[BaoGao]是在“抹煞一切”，于是连“说‘左’倾冒险是历史传统”这个作为报告[BaoGao]主题的正确看法也不能接受，甚至产生严重的对立情绪。

　　会议上的争论发展到这样地步，已很难继续开下去，只能暂时休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会上提出的问题[WenTi]进行讨论。

　　三、连续四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从6月1日开始，到4日结束，连续开了4天。在政治局会议上同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是更深刻的争论。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以往北方工作[GongZuo]的评价上，可以说还是局部性的问题[WenTi]。而政治局会议上争论的焦点，便集中在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总的路线是否正确，是不是存在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CuoWu]传统这个全局性的问题[WenTi]上。由于当时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选举的，许多人对过去这些年内路线的评价十分敏感。这个问题[WenTi]以前还没有这样尖锐地提出来过，而人们对问题[WenTi]的认识也需要有个过程。这就使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争论表现得格外尖锐。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党的领导核心内部出现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迟早要发生的。

　　6月1日的第一天会议上，先由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他在第一部分中说：“四中全会后，犯了一些错误[CuoWu]，然而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不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且对于这些部分的错误[CuoWu]，都经过了自己的力量而克服与纠正了。”（22）他批评刘少奇[LiuShaoQi]给他的几封信有四点错误[CuoWu]：一是忽视党的历史发展；二是看不到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的；三是对党的错误[CuoWu]缺点的批评缺乏具体性，是主观主义的错误[CuoWu]；四是夸大局部的错误[CuoWu]。这四点其实是一个问题[WenTi]，就是党内是不是存在着“左”的错误[CuoWu]传统。张闻天发言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中所谈目前党的中心任务、华北形势与华北党，有许多很好的意见，同刘少奇[LiuShaoQi]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

　　第二天，刘少奇[LiuShaoQi]首先发言。他说：“听了洛甫同志的报告[BaoGao]，除其他个别问题[WenTi]有意见外，一般的是同意的。”他所说的“个别问题[WenTi]”，就是指张闻天报告[BaoGao]中的第一部分。刘少奇[LiuShaoQi]毫不含糊地捍卫自己的观点，说：“我要求在党内发动反关门主义传统的斗争，这是我写信的目标。我对于传统的认识，认为是自八七会议以来的传统。有些同志以为是有什么变动的，但我从实际看来，好像历来就是如此的，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如此的。”“我总觉得自八七会议后犯了许多错误[CuoWu]，左的，右的。然而左的错误[CuoWu]多些，反对左的经验少，反对右的经验多。”“今天的讨论，应该把中心目标放在检查过去工作[GongZuo]的错误[CuoWu]；而洛甫的报告[BaoGao]，第一部分放在批评我的观点。批评是对的，但结果恐移转方向来反对我的错误[CuoWu]而放松反关门主义的斗争。在反对我的报告[BaoGao]来说，我的报告[BaoGao]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对的，对的不对的都应提出，不应抹煞一切。洛甫同志的第一部分的说法不同意，发表更不同意。”他也作了自我批评：“的确，我的报告[BaoGao]是有严重的缺点，因为我的报告[BaoGao]只说到关门主义传统，以至使许多同志听着似乎是否认一切。当然，还有许多机械的方面，说的过火，所以问题[WenTi]更多。这是应该改正的。”他同时声明：“我反对关门主义，虽然有些毛病，我完全承认，应该纠正；希望同志大家一致反关门主义，希望不要因我有些毛病而使反关门主义斗争走回头路，应该加强这一斗争。”（23）

　　刘少奇[LiuShaoQi]刚讲完，立刻又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中心仍是不同意说党内存在着一个“左”的错误[CuoWu]传统。凯丰说：“少奇同志有许多地方说的过火，是由于对历史条件的忽略。”“我们说，在十年中，对于左倾是斗争过的，而克服了；克服而又发生又是一件事。对于盲动主义、立三路线都是坚决斗争过的，而且是克服过的，虽然有时没有完全克服，这是由于许多同志认为‘左’倾比右倾好此，另方面，因为反对‘左’又来一个右，因为要反对主要的右倾，所以对‘左’不能不放松些。就是假定有这样的‘左’，也不是不变的，有时缩小，有时扩大。在总的说有个传统是不对的。”（24）

　　博古讲得更直截了当。他一开始就说：“少奇同志的提法是：六次大会的任务没有完成，原因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我想，问题[WenTi]这样的提法根本不对。”“假如像少奇同志的提法，1917年前的苏联的党那就要认为完全是错误[CuoWu]的，我们不能以组织的破坏而说过去都是错的。我们党过去有没有缺点？有。我同意洛甫说的六点，但不能说是一贯的‘左’倾盲动关门主义的传统。如果这样说，那便认为我们是勃朗基主义的党。少奇同志的估计与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估计是相反的。我们的传统是革命的传统。我们只能说我们有过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是有一线牵连的。”“我以为两重性的转变是对的。但少奇同志对后一种转变又有一个弱点，只看到‘左’的，不看到右的。”（25）

　　这些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是忠诚的，也都同意在当前要克服“左”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放手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些方面彼此并没有争论。问题[WenTi]就在于党内是不是存在“左”的错误[CuoWu]传统上。这当然不是个小问题[WenTi]。但它不是经过短时间的争辩，就能完全取得一致认识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了两天半的发言。刘少奇[LiuShaoQi]尖锐地批判过去党内“左”倾的错误[CuoWu]传统，他是同意的。他自己也同刘少奇[LiuShaoQi]一样，因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曾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被撤消职务。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对这个问题[WenTi]有着深切的感受。同时，他又冷静地从会议的发展中观察到：还有那么多领导人不同意刘少奇[LiuShaoQi]的意见，从党的领导层中彻底解决这个问题[WenTi]的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而刘少奇[LiuShaoQi]的报告[BaoGao]确实也存在一些缺点。在这种复杂的处境中如何表明自己的态度，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毛泽东深思熟虑后，作了一个长篇发言。

　　毛泽东首先明确支持刘少奇[LiuShaoQi]的基本观点。他态度鲜明地说：“少奇的报告[BaoGao]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BaoGao]中个别问题[WenTi]上。少奇对这问题[WenTi]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GongZuo]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GongZuo]的辩证法。”毛泽东盛赞刘少奇[LiuShaoQi]提出的问题[WenTi]“基本上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的指出党在过去时间这个问题[WenTi]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26）同时，他也批评刘少奇[LiuShaoQi]不对的地方：（1）把问题[WenTi]扩大化一般化了；（2）非辩证的发展观，似乎一无变化只是直线发展的观点是不对的；（3）过于强调了主观能动性，而主观指导也受着客观可能性的限制；（4）有时忽视了“左”倾错误[CuoWu]的社会根源。

　　政治局会议上争论的焦点是“是否有某种错误[CuoWu]的传统”？毛泽东说：有两种答案，一是没有，一是有。他明确地表示：“我是同意后者的”。他说：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不能否认的。他又说：“我们党内确实存在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CuoWu]的传统’。”他进一步提出问题[WenTi]“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随后列举事实从多方面作了分析，问道：“试问有了这些错误[CuoWu]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的克服‘左’倾习惯？”他说：“结论：我们党中存在些某种错误[CuoWu]传统，这就是群众问题[WenTi]上、宣传教育问题[WenTi]上、党内关系问题[WenTi]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内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的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WenTi]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27）

　　毛泽东的明确态度在会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张闻天，还是其他许多重要领导人，对他的意见都很尊重。他的发言又讲得比较周全，分寸恰当，更易为与会人员所接受，因而有利于初步统一思想，使会议取得一定成果。从当时的实际条件来看，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刘少奇[LiuShaoQi]在最后一天说：“我们的讨论，开了四天会，讨论了很多。这是我自入党以来的第一次，这是党的进步。尤其是讨论‘左’的问题[WenTi]，我是很满意的。过去，我提过很多，没有详细讨论过。不过，这次讨论还有些不够。然而这是开始的工作[GongZuo]。”（28）张闻天在为会议作结论时说：“讨论了四天，成绩很大，都能平心静气，用辩证法解决问题[WenTi]，这是很好的。”“关于四中全会后犯的错误[CuoWu]，一般是‘左’的，中央已克服，下面还须努力。”（29）

　　四、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的第二阶段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从6月6日至10日继续举行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这是会议的第二阶段。

　　6月6日，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报告[BaoGao]。他先说明了对刘少奇[LiuShaoQi]报告[BaoGao]的看法，在总的方面把这个报告[BaoGao]肯定下来：“这个报告[BaoGao]是很重要的。他是一个做实际工作[GongZuo]多年的同志，他有丰富的群众工作[GongZuo]的经验，他在实际工作[GongZuo]中懂得辩证法。他过去与中央有过争论，很多地方是对的。中央解决他的问题[WenTi]，过去有些是不对的。他的报告[BaoGao]基本上是正确的。其中有些不圆满的地方，我的发言要加以说明。”（30）张闻天的报告[BaoGao]分三个部分：一是关于我们过去十年来政策的清算，二是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三是华北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他在报告[BaoGao]中说：“一般的说来，今天我们党内的主要的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因为今天我们的任务还是在建立全国的统一战线，而关门主义却障碍着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同刘少奇[LiuShaoQi]的看法显然有共同的地方。他又说：“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WenTi]，在刘同志的报告[BaoGao]中已经说得很详细，说得很好。”这更是对刘少奇[LiuShaoQi]报告[BaoGao]的直接肯定。但他在报告[BaoGao]中避开不谈“左”倾错误[CuoWu]在党内是一种传统。而在前面所引的“今天我们党内的主要的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那句话中，又在“今天”两字下特意加了重点号，似乎在提示只有在需要“建立全国的统一战线”的“今天”，它才成为“党内的主要的危险”。他报告[BaoGao]中说：“我党过去所犯的关门主义的错误[CuoWu]，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GongZuo]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错误[CuoWu]，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CuoWu]。”他还把关门主义和盲动冒险主义区分开来，说道：“关门主义在我们党内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虽是同盲动冒险主义有着同一的社会根源，有着相互的联系，但不等于盲动冒险主义。”（31）仔细玩味一下，可以感觉到张闻天同毛泽东、刘少奇[LiuShaoQi]对问题[WenTi]的认识这时仍存在微妙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历史地形成的，在当时也许只能解决到这个程度，但毕竟比过去已经前进了一步。

　　张闻天报告[BaoGao]后，会议对他的报告[BaoGao]进行了讨论。在党的会议上充分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展开争论，这是很正常的，是党内民主的表现。现在，会议已到结束阶段。张闻天是以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身份做这个报告[BaoGao]的，讨论中没有人再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6月9日，张闻天对关门主义问题[WenTi]作了补充说明。他说：“关门主义的实质是以领导党的方式领导群众”。又说：“关门主义是倾向，不是传统”。（32）朱德就军事问题[WenTi]做了发言。刘少奇[LiuShaoQi]在当天和10日对会议作结论。他说：这次会议讨论了很久，每个同志都充分发言，表示了对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可歌可泣的精神。会议采取了民主精神，开展了自下而上的批评，提供了很多好的意见和经验。所以，这次会议是圆满地成功了，是今后工作[GongZuo]的武器。他对自己报告[BaoGao]中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说：我的报告[BaoGao]着重地批评了过去关门主义的传统，但只批评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好像我否认了过去一切，并且对各个时期的历史没有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他说：我的目标是利用华北经验说全国，可是华北同志反而不满，这是我没有估计到这次会议到会的主要是华北同志。但对会上有些对他所作的不正确的批评，刘少奇[LiuShaoQi]也表明了态度，说：“有同志批评（我）是站在右批评左，否认过去成绩，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批评是不妥当的。”“同时，我还没有检查过去十年工作[GongZuo]，只说到关门主义问题[WenTi]，并不是否认过去一切。”（33）会议结束时，张闻天提议：“基本上赞成我的报告[BaoGao]与少奇同志的结论，付表决。”全体一致通过。（34）

　　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闭幕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刘少奇[LiuShaoQi]说：“关于华北党的政治问题[WenTi]已解决了，今天解决具体问题[WenTi]。”（35）毛泽东谈了宣传问题[WenTi]和组织问题[WenTi]。会议根据张闻天的提议，决定仍派刘少奇[LiuShaoQi]为中央代表，并改组了北方局。

　　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刘少奇[LiuShaoQi]和许多代表还没有离开延安，由于日本侵略军发动武装进攻，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了。整个政治局势的变化，使党的全盘工作[GongZuo]必须作出新的部署。刘少奇[LiuShaoQi]在几年后写道：“在延安的会议开过后，日本帝国主义已不让中国再有进行抗战的准备时间，即于七月七日在卢沟桥开炮了。从此全国进入抗战，形势又有极大的转变。会议所讨论的东西完全没有来得及执行。”（36）

　　五、余论

　　为什么说这次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重要的一页？原因在于：会上直接讨论的虽是白区工作[GongZuo]，但刘少奇[LiuShaoQi]提出并引起激烈争论的，却是一个对党的工作[GongZuo]实行根本转变有着全局性意义的大问题[WenTi]，那就是在党内是否存在“左”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如果不彻底清算并克服这种“左”的传统，不从思想上政治上扫除这个障碍，就不可能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完全胜利。

　　大家都知道，在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上曾经犯过三次“左”倾错误[CuoWu]，其中最严重的是以王明为代表、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错误[CuoWu]。它的表现：在思想方法上，是极端的主观主义，就是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在政治倾向上，是希望革命马上胜利，对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对“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在组织生活上，是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这种“左”倾错误[CuoWu]传统在党内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共产国际，被称作“国际路线”，而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许多人不敢对它提出异议；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革命的实践经验不够，许多领导人在思想方法上仍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主观主义，甚至习以为常，对问题[WenTi]不能一下子看清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CuoWu]，并且使“左”倾错误[CuoWu]在政治路线上也不能再起支配的作用。但在当时那种极端艰险的环境中，一时还不可能也来不及对以往的“左”倾错误[CuoWu]以及它的思想根源进行全面的清理。如果草率从事，反而不利于问题[WenTi]的解决。这是很可以理解的。

　　刘少奇[LiuShaoQi]的重大历史贡献在于：能够在当时党内大多数人还没有认清这个问题[WenTi]的状况下，率先响亮地指出党内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旗帜鲜明地要求“实行一个彻底的转变”。正如林伯渠在六月二日政治局会议上所说：“少奇同志整个的报告[BaoGao]，有些问题[WenTi]的提出，我非常同情他有这样的胆子。”（37）这确是常人难以做到的。

　　由于，这种“左”倾错误[CuoWu]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已成为“恶劣的传统”，而传统总是一种巨大的惰力。人们要从长期习惯了的旧传统中摆脱出来，常常需要时间，需要有耐心的帮助，需要在实践中更多地接受事实的教育。因此，问题[WenTi]虽然提出了，解决问题[WenTi]的条件仍远没有成熟。何况，当时在全党面前正面对着万分紧迫的局势：全面抗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大量急迫的事情亟待处理。正如刘少奇[LiuShaoQi]在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结论的最后所说：“现在需要我们铁一般的团结起来，紧张的动员起来，动员全华北群众，鼓动群众，组织群众，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战斗。”（38）在这种情况下，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集中讨论并解决党的历史问题[WenTi]，显然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刘少奇[LiuShaoQi]必须顾全这个大局。他们的发言都相当克制，许多问题[WenTi]只能留待几年以后的延安整风中来进一步解决。

　　但这不等于可以忽视刘少奇[LiuShaoQi]在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上报告[BaoGao]的重要性。无论如何，问题[WenTi]的提出，并且是如此鲜明而系统的提出，毕竟是重要的。毛泽东在6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党内的“左”的传统时，不是这样说吗？--“这在全党内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的提出来解决。”既然刘少奇[LiuShaoQi]已经把这个异常尖锐的问题[WenTi]“开始系统的提出来”，毛泽东也明确肯定他的报告[BaoGao]是“基本上正确的，”盛赞“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它就在人们头脑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为以后解决这个问题[WenTi]起了先导的作用。刘少奇[LiuShaoQi]在这个问题[WenTi]上表现出来的深刻见解和无畏胆略，无疑也会给毛泽东和许多人留下强烈而难忘的印象，这从毛泽东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对刘少奇[LiuShaoQi]所作的高度评价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他来说，对一个人作这样高的评价是并不多见的。

　　到抗日战争后期，解决这个问题[WenTi]的条件逐渐趋向成熟。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的路线问题[WenTi]。这是为延安整风作重要准备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长篇发言。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确是抓住了党在历史上出现种种偏向、特别是“左”的错误[CuoWu]传统的要害所在，定下了延安整风的基调。许多领导人立刻联想起四年前刘少奇[LiuShaoQi]在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上的报告[BaoGao]。第二天，陈云在发言中说：“我认为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的白区工作[GongZuo]，主观主义占统治地位。刘少奇[LiuShaoQi]在华北做白区工作[GongZuo]有些不同意见。”“刘少奇[LiuShaoQi]同志批评过去一贯的白区工作[GongZuo]路线是错误[CuoWu]的，现在检查起来，刘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白区工作[GongZuo]的正确路线。”（39）12日，任弼时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LiuShaoQi]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工作[GongZuo]，所以犯主观主义更少些。”（40）9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并决定将刘少奇[LiuShaoQi]从华中调回延安。刘少奇[LiuShaoQi]的《关于过去白区工作[GongZuo]给中央的一封信》也被指定为高级学习组阅读的八十三个文件之一。1942年12月底，刘少奇[LiuShaoQi]回到延安。第二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LiuShaoQi]、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GongZuo]。这时，延安整风正在深入展开。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WenTi]的决议》，系统地批判党内曾发生的“左”右倾偏向、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CuoWu]，以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党内“左”倾传统得到纠正，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开始在全党深入人心。这是延安整风的重要成果。

　　在这个《决议》中写道：“刘少奇[LiuShaoQi]同志在白区工作[GongZuo]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重温一下历史，不难看到：这同刘少奇[LiuShaoQi]在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前后的突出表现分不开，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正确结论。

　　注释：

　　①刘少奇[LiuShaoQi]给张闻天的第一封信，1937年2月20日。

　　②④刘少奇[LiuShaoQi]给张闻天的第三封信，1937年2月26日。

　　③刘少奇[LiuShaoQi]给张闻天的第二封信，1937年2月25日。

　　⑤刘少奇[LiuShaoQi]给张闻天的第四封信，1937年3月4日。

　　⑥刘少奇[LiuShaoQi]在印发《关于过去白区工作[GongZuo]给中央的一封信》时所写的附注，1942年。

　　⑦访问刘子久谈话记录，1984年9月7日。

　　⑧刘少奇[LiuShaoQi]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5月16日。

　　⑨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5月16日。

　　⑩《刘少奇[LiuShaoQi]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55-58页。

　　（11）（21）访问吴德谈话记录，1985年9月5日。

　　（12）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记录，1937年5月21日。

　　（13）（16）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记录，1937年5月23日。

　　（14）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记录，1937年5月24日。

　　（15）（18）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记录，1937年5月26日。

　　（17）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记录，1937年5月20日。

　　（19）访问李雪峰谈话记录，1984年4月19日。

　　（20）访问李昌谈话记录，1984年5月3日。

　　（22）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6月1日。

　　（23）刘少奇[LiuShaoQi]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6月2日。

　　（24）凯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6月2日。

　　（25）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6月2日。

　　（26）（27）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6月5日。

　　（28）刘少奇[LiuShaoQi]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6月4日。

　　（29）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6月4日。

　　（30）张闻天在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上的报告[BaoGao]记录，1937年6月6日。

　　（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24-264页。

　　（32）张闻天在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6月9日。

　　（33）刘少奇[LiuShaoQi]在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7年6月9日。

　　（34）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记录，1937年6月10日。

　　（35）刘少奇[LiuShaoQi]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6月10日。

　　（36）刘少奇[LiuShaoQi]在《关于党与群众工作[GongZuo]的报告[BaoGao]提纲》后所属的附注， 1941年11月15日。

　　（37）林伯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6月2日。

　　（38）刘少奇[LiuShaoQi]在白区工作[GongZuo]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7年6月10日。

　　（39）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9月11日。

　　（40）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9月12日。

　　《历史伟人刘少奇[LiuShao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