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是忠实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及国家方针政策的唯一综合性国家年鉴,由国务院办公厅、新闻出版署批准并发证,新华通讯社主办,以中、英文两种版本在北京和香港同时向国内各省市及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开发行。国务院办公厅曾发文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创刊以来,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已成为反映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和建设成就及国家方针政策的综合性年鉴”是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投资中国的权威工具书和重要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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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民:我是毛主席最喜欢的红卫兵领袖--中国年鉴网(5)
劳动节、国庆节,两次天安门上见毛主席[ZhuXi]
我第一次见毛主席[ZhuXi]是在1967年五一,白天的游行完了之后,晚上我们[WoMen]这些红卫兵[HongWeiBing]的代表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去观礼花。大约是晚上6点,我们[WoMen]就上了天安门,这时,中央领导还没有上城楼。我比较小、好动,就窜来窜去,正好撞见毛主席[ZhuXi]从楼梯往上走,我远远地看见毛主席[ZhuXi],毛主席[ZhuXi]也看见我,可能是主席[ZhuXi]看我小,挺高兴的,微笑着主动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我也赶紧伸出手去迎,我和毛主席[ZhuXi]的眼神已经对上了,就在这一刹那,一个[YiGe]工人粗壮的手伸了过来,抢了我的位置,和毛主席[ZhuXi]握手了。这一举动弄得我和毛主席[ZhuXi]都有点尴尬。那天晚上,我心情激动,就跑到天安门城楼最上面一层去了,差点错过北京[BeiJing]市革委会的代表和毛主席[ZhuXi]合影。
1967年国庆节,我再一次作为北京[BeiJing]市革委会的红卫兵[HongWeiBing]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上午八九点钟我们[WoMen]就上了天安门城楼,那时候已经是秩序井然,完全不像1966年的时候,那么多红卫兵[HongWeiBing]登上天安门。我和蒯大富、韩爱晶等几个学生[XueSheng]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东侧的汉白玉栏杆上面坐着,群众游行之后,大约到10点或11点,周总理就引着毛主席[ZhuXi]走过来了,到了我们[WoMen]跟前的时候,我正好在最靠西的位置,周总理就拉着毛主席[ZhuXi],第一个[YiGe]就介绍我:“这是中学的李东民”,1967年,周总理和我在工作上打过一些交道,在制止武斗、处理北京[BeiJing]饭店事件时,都是我报的信儿。毛主席[ZhuXi]就伸出手说:“噢!你的兵多得很嘛!”这一刻我在上面,毛主席[ZhuXi]在下面。我没想到毛主席[ZhuXi]会和我开玩笑,灵机一动:“我们[WoMen]都是您的兵,没有解放军不行,没有毛泽东思想不行!我们[WoMen]都听您的话。”毛主席[ZhuXi]听了很高兴,我和毛主席[ZhuXi]说话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过来问,我就告诉他们刚才的对话,这时候主席[ZhuXi]就走远了。
离开北京[BeiJing]:“不插队,不当兵,就种地”
1967年上面在评价红卫兵[HongWeiBing]领袖的时候,我得到了毛主席[ZhuXi]的好评。主席[ZhuXi]说,群众领袖里有三个是比较好的,一个[YiGe]是西安交大的李世英,北京[BeiJing]大学的谭厚兰,还有一个[YiGe]就是我。我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HongWeiBing]兵团战报》,毛主席[ZhuXi]看了觉得很有些想法,曾对身边的人说:“这份小报不俗啊!没有怪言语,也不搞丑化”。
1966年,我就应该高中毕业,可是因为“闹革命”到1967年也没有毕业,这一年已经有许多同学陆续到各地“上山下乡”,1968年,我主动提出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谢富治就对我说:“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啊?”于是我就没走成,1968年招兵,我又报名了,谢富治还不同意我走。北京[BeiJing]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就和我商量:“小李啊!要不你就在北京[BeiJing]的将台人民公社插队吧!这样你就可以留在北京[BeiJing]”,我说:“同学们都到了五湖四海,我也不能只呆在北京[BeiJing]啊!”
没过多久,北京[BeiJing]市革委会领导安排我下部队农场锻炼。下边部队对我这样一个[YiGe]“大人物”还是很重视,而我不想张扬,改名叫李国良。1968年夏天,我就在内蒙古65军194师580团开始我的“种地”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