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派”与“四·四派”交锋

　　1966年12月夺权后，到1967年5－6月间，几乎每天我们[WoMen]都到人民大会堂开例会，这一段时间，中央文革主要依靠学生[XueSheng]座谈会。

　　1967年1月，谢富治给我们[WoMen]打了一个[YiGe]电话，叫我去。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谢富治还没吃饭，他问我吃没吃，我说我也没有吃，他就叫了一碗面条，我也吃了一碗。然后，他就说：“小李啊，主席[ZhuXi]有这么一个[YiGe]建议，现在这个情况要成立一个[YiGe]临时的权力机构吧！”我说：“好，应该的”。“主席[ZhuXi]建议，由你们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解放军，再加上表现好的有经验的干部结合起来，搞个三三制，一起工作。”我说：“可以啊。”就这样成立了北京[BeiJing]市革委会。3月25日，我把我们[WoMen]中学生[XueSheng]红卫兵[HongWeiBing]召集起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YiGe]会，当时除了主席[ZhuXi]、林彪没有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JiangQing]都来了，开了一个[YiGe]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HongWeiBing]代表大会，我是组长。4月20日，北京[BeiJing]市革委会就成立了，我成了常委。

　　这一时期我作为常委主要就是联络中小学的学生[XueSheng]和老师。我主张恢复上课，但封资修的教材要改，在我的推动下搞了一个[YiGe]新教材的编写小组，在东四附近弄了个院子。我来到自己的母校25中，联合附近的北京[BeiJing]2中，配合解放军搞军训，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把学生[XueSheng]先招呼回来学毛选、学报纸，逐渐恢复秩序。

　　中央文革就在4月3日，召集了一批比较左的学生[XueSheng]开了个座谈会，他们反对军训，反对恢复秩序，说解放军支持老红卫兵[HongWeiBing]。他们告了解放军的状，炮轰负责军训的北京[BeiJing]军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说他是镇压革命学生[XueSheng]。这批学生[XueSheng]就成为“四·三派”。会后我私下和江青[JiangQing]及戚本禹说：“首长，您今天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4月4号，中央文革又召集了一次座谈会，我赞扬了解放军，赞扬秩序恢复的好、学校里的教学改革也有成绩，我说，“要讲稳定”，“不能再乱了”。我们[WoMen]成了“四·四派”。当时，江青[JiangQing]就火了，拿起话筒训斥我：“你是个新生的小官僚！思想太右！你要注意，不要走到另一个[YiGe]极端去。”

　　最后，陈伯达和江青[JiangQing]表了态，定了调子，解放军有问题要改正，“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学生[XueSheng]要团结。陈伯达说自己是“不三不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