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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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庄严的背信--中国年鉴网
雪珥，澳大利亚华裔，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学者、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者。
清王朝问鼎中原，坐稳江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康熙皇帝许下了“永不加赋”的庄严承诺。
但是，这一清政权的立国之基，早已成为虚空的宣传口号及过期作废的旧船票，无法登上“上下交征利”的新客船。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赋”虽然坚决不加，但根基于“赋”之上的“附加费”，却遍及全国，名目繁多，令农民们不堪负担。四川算是这方面的先驱。该省在咸丰三年（1853）开征“按粮津贴”，每1两田赋，加收1两“津贴”，增了一倍；1862年，四川再度开征“按粮捐输”，总额180万两，为正税的3倍；1901年开征“新加捐输”，税额上升到350万两，为正税的5倍……
军兴之后，一种名为“厘金”的地方税“创新”风行全国。全国范围内，征收厘金的局卡林立，布如罗网，商贾行人处处要交“买路钱”，各地政府俨然成为穿制服的“车匪路霸”。为了确保厘金的征收，地方政府甚至不惜牺牲田赋和盐税等“国税”，厘金迅速成为数额最为可观的大税种。
厘金的设立，对本土农工商业伤害极大，而外资企业则因为条约中明确规定了只需要缴纳海关关税，而得以幸免，并因此占据了相当有利的竞争地位——这与其说是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不如说内资被迫承担“超国民负担”。这也导致大量内资纷纷依附外资，披起“洋皮”。
在地方政府极具膨胀的财政欲望背后，贪官污吏们的私欲膨胀得更为迅猛。1899年，军机大臣刚毅南下，清理整顿财政，中央事先发布了一份文件，清晰地表明：“近来各省厘金，大半利归中饱，而尤以江南为最甚。其弊不仅在委员侵蚀，即司事巡丁等项人役，一遇商货到卡，或故意留难，收多报少；或籍端讹索，假公济私，甚至盘踞把持，得贿卖放，以及票根不符，大头小尾，弊端种种，不可枚举。蠹国病民，实堪痛恨。若不严加厘剔，何以除积弊而塞漏卮？”在刚毅南下江南和广东调查的过程中，凡是他能调查的任何部门任何机构，都能发现一大堆贪腐现象，几乎到了“无处不贪”的地步。
税负上巧立名目、“推陈出新”，再加上无官不贪，这令康熙皇帝当年定下的“永不加赋”，不再是维护稳定的工具，而成为动荡的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