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MaoZeDong]和斯大林最初都没想把对方作为盟友

苏联[SuLian]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战后苏联[SuLian]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延续，而苏共对中共[ZhongGong]的立场，又是战后苏联[SuLian]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就夺取全国政权而言，中共[ZhongGong]胜利的起点在抗日战争的末期，那时，中国是一个苏联[SuLian]与之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MeiGuo]，也是罗斯福（F. Roosevelt）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令人鼓舞的，甚至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美国[MeiGuo]也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国际力量。

毛泽东[MaoZeDong]曾认为，战后中国所能指望得到的大国援助不是来自苏联[SuLian]，而是来自美国[MeiGuo]。因此，但他最初为中共[ZhongGong]选择国际联合对象时，曾对美国[MeiGuo]寄予希望。在1944年夏天与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的接触中，毛泽东[MaoZeDong]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和意愿。7月23日第一次与美国[MeiGuo]外交官谢伟思（J. Service）见面，毛泽东[MaoZeDong]就不无用意地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一个月后，在8月23日的长谈中，毛泽东[MaoZeDong]多次询问谢伟思美国[MeiGuo]对中共[ZhongGong]的看法和政策，并主动说，“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还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国[MeiGuo]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毛泽东[MaoZeDong]还多次强调，中共[ZhongGong]必须得到美国[MeiGuo]的帮助，必须与美国[MeiGuo]合作；对于美国[MeiGuo]来说，中共[ZhongGong]比国民党更容易合作；中共[ZhongGong]欢迎美国[MeiGuo]的民主制度，决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MeiGuo]的政策。当时，毛泽东[MaoZeDong]并不避讳与美国[MeiGuo]人的接触，甚至事前将这种意向通知了莫斯科。在毛泽东[MaoZeDong]看来，美苏本身的合作态势使得苏联[SuLian]“不会反对美国[MeiGuo]在中国的利益”，况且苏联[SuLian]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好，因此“美国[MeiGuo]和中共[ZhongGong]之间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都将是有利和令人满意的”。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MaoZeDong]显示的决心就更大了，他又一次谈到中共[ZhongGong]与美国[MeiGuo]的长期关系，并坚持认为：“美国[MeiGuo]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MeiGuo]的友谊和谅解，因为它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所需要”。当时，另一篇美国[MeiGuo]专家福尔曼（H.Forman）发自中国的报告还引用了毛泽东[MaoZeDong]这样一段话：“我们不会遵循苏俄的共产主义社会和政治模式。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的与林肯（A. Lincoln）在国内战争时期做的事情更具相似性：解放奴隶。”

另一方面，有学者利用蒋介石日记的新材料证明：在抗战后期，美国[MeiGuo]与蒋的关系颇为紧张。“尽管彼此在战略上互有需要，甚至是别无选择的需要，但双方的信任却严重流失”。不能说毛泽东[MaoZeDong]没有从中看到可乘之机。在美国[MeiGuo]驻华外交官和军人中，确有一批人同情并支持中共[ZhongGong]。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MeiGuo]的利益，防范苏联[SuLian]在亚洲的扩张，但看到在充斥着独裁、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下竟然还有像中共[ZhongGong]这样一支追求民主、办事清廉的欣欣向荣的政治力量，这些美国[MeiGuo]人感到欣慰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美国[MeiGuo]政府的态度却令毛泽东[MaoZeDong]感到失望。1944年10月18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 Stilwell）因与蒋介石不和，被华盛顿解除职务，愤怒的史迪威甚至拒绝接受中国授予他的勋章。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对待中共[ZhongGong]军队的立场不同。史迪威事件是预示中共[ZhongGong]对美关系前景黯淡的第一个信号。跟着，11月1日支持与延安接触的美国[MeiGuo]驻华大使高斯（C. Gauss）被迫辞职。接替他的新任大使赫尔利（P. Hurley）则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不仅否决了使馆年轻官员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美国[MeiGuo]支持中共[ZhongGong]的政策性建议，而且不久后便将谢伟思调回国内。毛泽东[MaoZeDong]对此感到遗憾、失望和愤怒。于是，中共[ZhongGong]不得不把目光转回到莫斯科。1945年4月中共[ZhongGong]召开七大时，毛泽东[MaoZeDong]颇有些无奈地宣布：“苏联[SuLian]，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

然而，斯大林此时在中国选择的合作伙伴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战后苏联[SuLian]对华方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苏联[SuLian]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当时斯大林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SuLian]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苏联[SuLian]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MeiGuo]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ZhongGong]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1945年6月《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MeiGuo]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MeiGuo]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ZhongGong]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V. Molotov）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SuLian]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共[ZhongGong]。同美国[MeiGuo]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为此，斯大林先是与美国[MeiGuo]取得默契，对中国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后则同时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以取信于美国[MeiGuo]和国际舆论，并维护在雅尔塔体系内得到保证的实际权益。当然，与此同时，只要苏联[SuLian]的上述目标受阻，斯大林也常想到利用中共[ZhongGong]的力量牵制美蒋。

中共[ZhongGong]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MaoZeDong]在中共[ZhongGong]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毛泽东[MaoZeDong]还是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中共[ZhongGong]并不相信苏联[SuLian]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然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毛泽东[MaoZeDong]明白，中共[ZhongGong]的目标和利益与莫斯科并非完全一致。

二、苏联[SuLian]对华政策多变与中共[ZhongGong]东北政权的建立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SuLian]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MaoZeDong]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ZhongGong]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MaoZeDong]一度认为，中共[ZhongGong]的最佳选择可能是利用苏联[SuLian]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通过武力的较量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8月中旬，中共[ZhongGong]中央不仅发出了夺取华东、华南地区进军令，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而且宣布了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面对突变的形势，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MaoZeDong]赴重庆共商国是。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但中共[ZhongGong]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一方面批准了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

在此关键时刻，斯大林又发出了不同声音。8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ZhongGong]中央发来电报说：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MaoZeDong]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ZhongGong]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并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SuLian]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ZhongGong]必须像战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做法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尽管毛泽东[MaoZeDong]再次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但他和蒋介石一样清楚，重庆谈判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是权宜之计，最后还是要通过武力决定胜负，而国共最初的较量就在苏军占领的东北。

9月中旬苏军指挥部与中共[ZhongGong]中央达成协议，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ZhongGong]部队须退出苏军占领地区。不过，苏军代表私下应允，只要中共[ZhongGong]军队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ZhongGong]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后来，由于担心美国[MeiGuo]渗透到苏联[SuLian]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先是支持中共[ZhongGong]阻挠国民党军队接近和开进东北，继而又协助中共[ZhongGong]军队接管那里的中心城市和工业重地。然而，就在毛泽东[MaoZeDong]决定以最快速度接收东北全部政权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压力，11月中下旬莫斯科又改变了主意，不仅突然同意国民党军空运进入东北各大城市，命令中共[ZhongGong]军队立即全部撤离，而且告诫中共[ZhongGong]在重庆的代表，注意减少与苏联[SuLian]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苏决定同时从中国撤军。在此情形下，中共[ZhongGong]不得不像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那样再次转向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斯大林的目的只是保证苏联[SuLian]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而中共[ZhongGong]则是在需要时可以利用的棋子。所以，当苏联[SuLian]与国民政府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陷入僵局，而苏军又不得不撤离的时候，莫斯科又再次打出了中共[ZhongGong]这张牌。苏军在1946年春撤退时给中共[ZhongGong]留下大批缴获的日军武器，并秘密安排中共[ZhongGong]接管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还表示苏联[SuLian]目前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希望中共[ZhongGong]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但此时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大举进攻的准备，中共[ZhongGong]在东北的生存面临极大危机。

由于对苏联[SuLian]在国共之间左右摇摆的做法感到不满和疑虑，当赫尔利辞职、马歇尔（G.Marshall）作为美国[MeiGuo]总统的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时，中共[ZhongGong]再次燃起了对美国[MeiGuo]的希望。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向马歇尔转达了毛泽东[MaoZeDong]的口信。毛认为马歇尔对停火问题的处理是公平的，中共[ZhongGong]愿意同美国[MeiGuo]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周恩来说，中共[ZhongGong]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条件这样做。在现阶段，中国将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向美国[MeiGuo]学习农业改造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周恩来还告诉马歇尔，当有传闻说毛泽东[MaoZeDong]要去莫斯科休养时，毛认为这一说法很可笑。毛说，如果身体不好，他宁愿去美国[MeiGuo]，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在给杜鲁门（H. Truman）总统的电报中，马歇尔转述周恩来的话说，中共[ZhongGong]正在努力引进美国[MeiGuo]的政治体制。马歇尔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许多成就都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取得的”。不过，同1944年相比，此时中共[ZhongGong]对美国[MeiGuo]的态度更具策略性的意义，其基本的立场是“中立美国[MeiGuo]”，“逼美压蒋”。因而，当马歇尔不得不放弃调停回国后，中共[ZhongGong]感觉到美国[MeiGuo]已经彻底转变到“扶蒋反共”的立场，并最终采取了敌视美国[MeiGuo]的态度。放弃了对美国[MeiGuo]的幻想，又不能相信和依赖苏联[SuLian]的支持，面对愈演愈烈的内战局面，中共[ZhongGong]不得不破釜沉舟，走上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尽管苏军退出了中国东北，但是莫斯科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丝毫没有减弱。战后苏联[SuLian]在东亚的根本利益是与东北连在一起的，斯大林可以不管整个中国落入何人之手，但不能不考虑如何保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苏联[SuLian]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就会被切断，其占领旅大地区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所以，苏联[SuLian]必须控制东北，特别是中国长春铁路一线。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现在所能依靠的就只有中共[ZhongGong]的力量了。从苏联[SuLian]方面来讲，只要中共[ZhongGong]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莫斯科的远东战略目标就能够实现。从中共[ZhongGong]方面来讲，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就是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于是，这种相互需求的政治考量就构成了苏联[SuLian]从东北撤军后与中共[ZhongGong]关系的战略基础。

中共[ZhongGong]东北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完全符合苏联[SuLian]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特别是1948年中共[ZhongGong]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之后，斯大林对东北地区的援助便更加公开和积极。新的中苏同盟的基础也由此开始建立。不过，当中共[ZhongGong]的胜利推到长江北岸并开始走向全国时，斯大林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与中共[ZhongGong]关系的发展也因此面临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