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危急，为了避免故宫文物沦入敌手，故宫博物院奉命选择院藏文物精品南迁南京。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刚刚安顿好的故宫文物不得不再度踏上了迁徙之路。

　　本文摘自《民国的背影：那些人 那些事》，王凯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8

　　“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危急，为了避免故宫文物沦入敌手，故宫博物院奉命选择院藏文物精品南迁南京。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刚刚安顿好的故宫文物不得不再度踏上了迁徙之路。国宝迁徙工作分南路、中路、北路先后进行，其中南路是最重要的一路，这批曾在1935年赴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80余箱国宝精品由南京出发，经汉口、长沙、桂林、柳州一路西行进入贵州境内，在贵阳和安顺一带度过了一段相对安静的时光。

　　从南京到贵阳

　　1937年元月，故宫在当时的首都南京成立分院，但随即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政府准备迁往长江上游重庆，并下令将南迁的故宫文物再次迁移，故宫决定将这批精品文物西迁长沙。据《故宫四十年》、《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等书籍记载，此路由庄严、曾湛瑶、那志良等人负责押运。

　　为防止文物途中破损，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进行整理、装箱的工作。装箱是古籍文物搬迁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众所周知，古籍文献好装，而瓷器、玉器、青铜器等文物却易碎易变形，装箱就需要特别谨慎小心了。故宫为此专门向北京琉璃厂的老古玩商学习包装技术，又仔细观察江西景德镇运送瓷器时的捆扎方法，总结出了“稳、准、隔、紧”的四字真言。对于前两个字，原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解释说：“所谓稳者，不外小心是也；所谓准者，换言之即为正确，没有错误。”对于后两个字，原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那志良先生也有自己的理解：“一个是紧，一个是隔离，每捆瓷器捆扎紧紧的，捆与捆之间用稻草谷壳，塞得紧紧的，便少有破碎之虞。”后来，数十万件国宝四处迁徙历时10 余年行程数万里，但受损者几乎没有。

　　1937年8月14日，首批80余箱西迁文物装上招商局“建国轮”，由南京水路运往汉口，然后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计划准备在附近的山上开一个山洞来储藏文物，好让这些宝物定居长沙，可未等计划实施，日军就已开始对湖北、湖南轮番轰炸，政府赶紧下令将文物迁至贵阳。国宝迁走时间不长，湖南大学图书馆就被日机炸平了，所幸文物已及早转移，没有任何损失。那志良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这真是英明之见，我们离开才不过一个月，湖南大学就被轰炸，夷为平地。”

　　1938年1月，故宫国宝转移入黔。这条迁运路线非常曲折，当年湘西一带时有土匪出没，为保证文物安全，湖南公路局先派出十辆汽车将其运至广西边境，由广西公路局派卡车接运，转道桂林、柳州至贵州边境再换贵州公路局车辆，最后经黔桂公路的独山、都匀、贵定运抵贵阳，暂存于六广门蒋介石行营之所。这批辗转运抵贵阳的文物，在此存放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一部海外出版的故宫文物专著清楚地记录着文物的存放地点：“储藏在贵阳六库(广)门一处花园的平房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