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废止了传统“汉医”，这种做法也被带到从1895年起就被日本占据的我国台湾。日本的做法是将“汉医”一次性登记为医士，然后任由其自然衰亡。台湾与此类似。已经登记的中医，相继成立了“台湾皇汉医药学会”、“东洋医道会”台湾支部等中医社团，还与日本国内一些要求恢复传统医学的声音相呼应，成立了“台湾汉方医术复活助成会”等，延续着中医药的命脉。

　　在逐步侵占中国领土的过程中，日本对中医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也意识到废止中医药不利于争取占领区的民心。在伪满洲国，日本统治者开始也要废除中医，后来决定实际考验一下中医的疗效。经调查，决定请东北著名中医马英麟到新京(长春)，马英麟不去，但被逼前往，日本将他安置在长春最大的粹华医院。这个医院共分10科，每科都有日本的医学博士任医长。马英麟到后另设中医科，让他当医长，实际上等于在西医院里让中医摆擂台。两个多月后，有一名化脓性腹膜炎患者，经外科医长确诊，决定开刀，但吉凶不能保。患者不同意，要求马英麟治疗。马英麟用中药治疗，一剂痛减，二剂痛止，三剂痊愈。日本医长检查属实后大为震惊，承认中医确有独特的疗效。此事对伪民生部保健司决定保留中医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6年1月26日，伪满国务院公布了《汉医法》，规定“欲为汉医者，须实地学习汉医术5年以上，且经汉医考试及格，受主管部门大臣之认可”，方准许行医。伪满民生部保健司防疫科长张继有说：“我国(指“满洲国”)政府于《医师法》公布之同时，又有《汉医法》之公布，是乃以国人数千年之习惯信赖，不能即时破除；并因现在医师缺乏，汉医于医疗界占重要之地位，若即时摒弃而不用，则不但使二万余汉医失业，即三千万之民众，亦必为病苦所成胁。为一举两得计，而制定《汉医法》，正式许可其诊疗业务。”1937年又公布了《汉医法施行规则》。

　　伪满洲国的“汉医”人数达2万5千多人，比西医三倍有多，官员承认“汉医药与吾国民保健上之紧要更不待言”。伪满民生部保健司提出了“实施西洋医学、汉法医学二体制”的政策，成立满洲中央汉医会，还计划创立汉医学院，吸收中医参加医疗机关等。

　　伪华北临时政权中，也采取了承认中医的做法，并且称之为“国医”。日伪组织“新民会”在各地组成国医职业分会，作为控制中医的机构。如北京新民会指示：“为统治指导及教化起见，所有首都存在之北京国医公会、北京国医学会、北京中医学术研究社、北京国医研究会、北京医士学会、北京中医学会、北京博爱医学会，北京中医改进社、北京中西医药研究会等机关，自应一律停止工作。”将这些机构统一合并为北京国医分会，于1938年7月9日正式成立，著名中医汪逢春担任会长。国医分会要受新民会的领导，会员入会也必须经新民会审批。

　　汪精卫在成立伪中央政府后，同样也给中医以合法地位。汪精卫曾经以反对中医著称，自他的母亲被中医治好病之后(见“关乎“国际体面”的《国医条例》之争”一文)，对中医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汪伪政府成立后，自视为国民政府之正统，继续实行前南京政府的《中医条例》、《中医审查规则》等法规。1940年又公布了《管理中医暂行规则》，和《核发中医证书变通证明办法》，对中医进行考询注册，准许合法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