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澜在与舒同共同生活的40年中，始终坚信“我们婚姻的政治基础是牢不可破的”，“我常常把在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和原则性带到家庭中，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感觉到，“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可是，作为妻子的石澜越是发现家庭生活中有矛盾，越是要将矛盾上交给组织。“对这些矛盾，我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法，向有关的组织写信控告了他。这些信又被转到了舒同手中，舒同震怒了，向法院提出离婚。”等到她晚年清醒过来时，事情已经不可救药。她在法院给她的离婚判决书上写了八个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同前引第252页。

范元甄曾经是武汉、重庆抗战宣传界的风云人物，颇得王明、周恩来的赏识。1939年，18岁的她与李锐在重庆结婚后同赴延安，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学习或工作。她与江青、孙维世、苏菲并称“延安四大美人”。 1943年审干抢救运动中，李锐被当作特务嫌疑送到保安处隔离审查，范元甄受到牵连也被抢救。×××受中央政治研究室组织指派去抢救她，却与她同居了。

1944年6月李锐甄别释放，与范元甄离婚，大病一场。组织上出面干涉，将范元甄下放到桥儿沟乡当文书，×××不顾自己已有家室，竟然冒充范元甄丈夫，继续与她同居。组织再次干涉，劝慰安排她与李锐复婚，并将她调到《解放日报》社和李锐一起工作。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书屋》（长沙）1999年第5期。这件事情上，受到家庭和社会指责的都是范元甄。那么，作为一个革命女性，她今后还有什么脸面去工作呢？她心理的委屈还能向谁倾诉呢？只有一切相信组织，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把家庭里的一切大小事体都及时准确地向组织上汇报，以此表示自己无私无畏；再用意识形态话语把自己装点起来，对外是一张金字招牌，光灿灿的面孔，对内聊以安慰曾经受伤而不能袒露的心肠。

本文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作者：朱鸿召，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