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

　　吴晓波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张寒晖：《松花江上》，1932年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处于危急的存亡关头。一曲《松花江上》，刺痛四万万国民。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各地学生纷纷游行请愿，各地再度爆发势不可当的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10月26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第二次以蒋介石为封面人物，在新闻中，抵制日货成了重要的报道内容。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

　　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处以罚款，惩罚他们卖日货的罪行，"罚金"达1万墨西哥元（2 500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在里面挨饿。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1/4民众的舆论。成千上万的城市与乡镇，爱国者汇成一个整体，发出如下神圣的誓言（由中国首都南京的全部师生宣誓过）："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在安大略省温莎市的白人，吃惊地看到400名加拿大华人采取与波士顿茶叶党同样的举动，把价值6 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由温莎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 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货物。在太平洋彼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

　　正如《时代周刊》所描述的，此次抵制日货运动的激烈和全面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出现了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九一八"之后的第十天，北平就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人们烧毁日本商品，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2 000多名学生上街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其后一月内，超过100个以上的城市都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目睹了当时情景的美国记者埃德纳·李·布克记载说，1931年的抵制运动"对中国这样进行抵制活动的老手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她看到一个与日本商品有关的商人被扔进木笼，"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好像是一只销售了日货而背叛他祖国的奇异野兽"。人们对那些采取了过激行动的人持宽容态度，甚至将之视为民族英雄。在武汉，有人因把一枚炸弹扔进一家被认为销售了日本衣物的商店而遭逮捕，他仅仅被处以缓刑就释放了。各地的日本侨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1931年1月18日，上海三友毛巾厂的激进爱国工人殴打了几个日本僧人，导致一人死亡。两天后，日本侨民放火烧了这家工厂，这成为"一·二八"日军攻击上海的直接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