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从接近京剧到结缘梅兰芳，有不短的过程。这不仅指时间，还有心理距离。

　　丰子恺是从“五四”时期过来的人，当时许多人反对京剧(当时称平剧)，喊出打倒京剧的口号，年轻的丰子恺受此影响，由此看不起京剧，很久便不去接触它。后来一次到乡下亲戚家作客，见到一个咬着甘蔗，不修边幅的中年人，亲戚介绍，这是花旦演员；过一会上茅厕，又见到此人抽着旱烟走了进来。晚上再看此人扮成女相演旦角，便引起反感。这可以说由理性到感性，丰子恺对京剧中男扮女角，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丰子恺倒是在上海看过一场梅兰芳的戏，但那半为友人所拉，半为好奇。到了剧场，一片乱糟糟，戏也听不清楚，加上并不感兴趣，所以后来连剧场名字和唱的哪出戏也不记得了。

　　一

　　抗日战争前数年，丰子恺对梅兰芳的唱腔渐渐来了兴趣。当时他造了新屋“缘缘堂”，又新买了一部留声机。最初买的唱片多是西洋音乐，可价钱贵，种类也不多，点缀一般，又选了梅兰芳的七、八张青衣唱片。乡居寂寥，每每放唱片，除去自家人，乡邻也来听。渐渐，丰子恺对梅兰芳唱腔有了兴味。之后再买，再听……最后，这部留声机竟然成了放梅兰芳唱片专用机。丰子恺艺术天分极高，对京剧韵致的领悟日渐深入，虽然对旦角由男子扮演仍有异议，可他却喜欢上了京剧音乐夸张的象征描写和洗练明快的曲调。他产生了这样的一种体会：“我觉得平剧中的青衣的唱腔，富有女人气。不必理解唱词，但一听腔调，脑际就会浮出一个女子的姿态来，这是西洋音乐上所没有的情形……青衣的唱腔，可谓‘女相十足’。我每次听到，觉得用日本语中的‘有女人风度’一语来形容它，最为适切。”这个阶段，丰子恺对京剧的喜欢，还仅仅在音乐一面。

　　抗战不久，丰子恺开始了流亡生活。旅居四川涪陵时，当地有一平(京)剧院，距离很近，闲来无事，便与小女天天去看。最初他对京剧那红袍进，绿袍出的场面不感兴趣。听得久了，有所体悟。丰子恺认为，这种扮相和演法，与其音乐一样，是夸张而象征的；并且身段手势，都有表现能力，大大扩张了观众的想象天地。由此，丰子恺成了一位京剧爱好者。后来在重庆沙坪居留时，丰子恺住在一间极简陋的小屋里，家徒四壁，但是，墙上却贴了一张梅兰芳的留须照片。这是上海的友人从报上剪下寄来的。此时的丰子恺，认为这留须的梅兰芳，比舞台上的西施、杨贵妃更美丽、可敬仰。因为他以一个演员，而保持高尚的气节，当然使人敬仰。

　　二

　　抗战胜利后，丰子恺回到上海。适值梅兰芳到此演出，他便买了三万元一张的高价位票，与女儿去观赏。当他看到梅兰芳在《龙凤呈祥》一剧中扮演孙夫人的姿态，想着梅的年龄，真有些不敢相信。后来梅兰芳到中国大戏院续演，丰子恺又跟了过去，因为喜欢，竟一连看了五个晚上。看毕之后，生出念头：拜访梅兰芳。丰子恺当时，确实是想看看梅兰芳这个“造物主特殊杰作”的本相。

　　与丰子恺同行前往的，有后来成为摄影大师的郎静山等。丰子恺与梅兰芳见面后，他首先以画家的眼光，打量着梅的身材。他比照地认为：西洋标准人体为希腊的维纳斯，以人体美的标准衡量，梅兰芳的身材容貌“大概近于”维纳斯，应当是东方标准人体。梅兰芳的声音“宏亮而带粘润”，听来依稀有戏台上的音调。

　　当时抗战刚毕，两人很自然地谈起来当时的情形。一段时间，梅兰芳避难香港。后来香港陷落，梅的处境艰难。日本军中，有一军官从小看过梅兰芳演出，极有好感，经他帮助，才得脱险。谈话之间，丰子恺注意到，梅兰芳说话常常借助手势，自然而到位，使人对其表达能力感触深入。

　　颇有佛性的丰子恺当时有许多感慨，他觉着，梅兰芳已五十多岁，再过十数年，这身材容貌，便无从保持，这实在令人惋惜。所以，他极力劝梅兰芳，希望他多录唱片，多拍有声有色的电影。当时各方技术都相当有限，梅兰芳告诉说有许多困难，不能顺利进行。当时郎静山等人请这两位艺术家在院子里留下多张合影，这成为他们第一次会见的珍贵纪念。

　　这次见面后的第二年(1948年)清明过后，丰子恺与自己两位喜爱京剧的女儿，再次从杭州赶往上海，去看梅兰芳的演出。本来，丰子恺担心给梅兰芳添应酬之劳，不打算去访问他。可因为看了一出《洛神》之后，感触良多，再加上两位女儿极为渴望见到梅兰芳真面，便决定第二天前去拜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