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在刘集村的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

　　广饶县大王镇,全省乃至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中共延集、刘集支部在这里成立,并保存了全国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涌现出了刘子久、刘良才、丁莱夫、延伯真、刘雨辉等一大批革命志士。

　　在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走近这片神圣的土地,寻访这些革命先行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后人讲述当年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最早的农村党支部

　　延伯真,大王镇延集村人,1923年在青岛经王尽美、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营地区第一名共产党员。1924年,受党组织派遣,延伯真回家乡开展工作,先介绍同村的延安吉入党,然后联络邻近的寿光县张玉山、王云生等人,共同建立了中共寿(光)广(饶)支部。1925年2月,根据中共山东地执委的指示,中共延集支部在大王镇延集村建立,直接隶属中共山东地执委领导。可以说,是延伯真将革命的火种带回鲁北,并使其在广饶、寿光两地越燃越旺。

　　今年81岁的延东宁是延伯真的侄子,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他回忆说:伯父出生在贫农家庭,小时候在乡塾读书,济南第一师范学校招生时被录取,就离开家去上学了。1921年夏天,伯父师范毕业后,在博兴县当了半年师范讲习所教员。第二年,他回到广饶,组织延安庆、延安吉他们扒了姑子庙,办起了延集小学。那时候顽固派不让开学堂,伯父他们维持了半年后办不下去了。之后,他又到平阴开展乡村教育,没想到那里的保守势力更顽固,那年年底伯父就去了青岛。在青岛,他认识了共产党员王尽美和邓恩铭,经他们介绍,伯父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营地区第一位共产党员。1924年,伯父经常回家乡广饶县延集村,在广饶、寿光一带开展党的工作,介绍了延集村延安吉和邻近寿光县的张玉山、王云生,并帮助建立了中共寿(光)广(饶)支部,为广饶、寿光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925年2月,中共延集支部建立,这是东营地区第一个中共支部,也是山东省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共产党宣言》来到刘集

　　谈起中共刘集支部曾保存过的全国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延东宁难以掩饰心中的自豪。他高兴地说:“那本书就是伯父延伯真与伯母刘雨辉从济南带回家乡的,伯父当时担任山东省地执委组织委员,跟邓恩铭等同志一起工作,《共产党宣言》是他们内部学习的书籍之一。”1926年春节期间延伯真、刘雨辉回家探亲,将这本1920年8月出版的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带回家乡,最后,这本书一直在刘集支部传播革命真理。现在,这本《共产党宣言》已经成了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其实,不只这本书,延伯真还带回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籍,成为延集支部办夜校时的常用教材。

　　1925年至1927年间,延伯真曾任中共山东地执委组织委员。1931年至1941年,延伯真在东北参加了苏联远东情报局工作,1946年,延伯真和妻子刘雨辉一起在哈尔滨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后到了一机部销售局驻沈阳办事处工作,1968年,为党的事业奋斗了40多年的延伯真在沈阳病逝。延东宁只见过伯父延伯真一次面,那是1963年,延伯真来到济南与当时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云生会面,恰巧延东宁此时也在济南,两人终于见了面,并连续聊了几天。刘良才和《共产党宣言》

　　刘良才是中共刘集支部的建立者,中共刘集支部第一任书记。6月3日,在刘集村,我们见到了刘良才的孙子刘奎湘老人。这位70岁的老人告诉我们:“我还没出生的时候,爷爷就不在了。”老人对于自己祖父的所有印象都来源于祖母姜玉兰,“从我记事起,奶奶就经常对我说爷爷的事情,她说我爷爷是个很忠厚善良的人,对人很和气,虽然只上过几年私塾,但是在当时来讲也是很有思想的人,对于追求真理很向往。”1925年春节,刘良才的堂弟刘子久(刘俊才)介绍刘良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刘良才便与革命事业身心相系,最终献出了生命。

　　刘良才烈士一生为革命东奔西走,成立群众组织,发动“觅汉增资”、“掐谷穗”、“砸木行”以及工人罢工等革命活动,狠狠打击了地主豪绅和资本家。敌人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严密盘查,通缉捉拿。

　　刘奎湘听奶奶回忆:1933年初,也就是在刘良才遇害的半年前,刘良才最后一次回家。当时是晚上,刘良才从堂屋后窗跳进来,戴着帽子,裹着夹袄。当时,他在潍县秘密开展工作,担任中共潍县县委书记。家里人见他回家都格外高兴,那天刘奎湘的哥哥,也就是刘良才的长孙正好出生。刘良才临走时,姜玉兰让他给孙子起个名字,刘良才说:“我现在在潍县工作,就叫他潍县吧。”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永别,只留给了孙子这个有特殊意义的乳名。刘良才到潍县担任县委书记临行前,他把这本《共产党宣言》郑重地交给刘集党支部委员刘考文,并嘱咐刘考文好好保存。

　　过了半年,一天夜里,刘良才家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敲开刘家门,这个人只是一探头,说了一句“刘良才在潍县遇难了”便匆匆离去。刘良才烈士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将他钉在城门上示众,遗体都没能入殓。全家被抄《共产党宣言》却安然脱险

　　1932年8月,博兴暴动失败,广饶县的党组织进一步遭到破坏,有不少共产党人被捕、被杀。刘考文估计自己也有可能被捕,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了忠厚老实、不太被敌人注意的党员刘世厚保存,并郑重地告诉刘世厚:“这本书务必保存好,它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啊!”不久,刘考文果然被捕入狱,全家被抄,而这本《共产党宣言》却安然脱险。这本《共产党宣言》就成了刘世厚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东西。1945年,日本鬼子把刘集村烧成一片火海,刘世厚本与乡亲们一起逃出村庄,但仍冒着生命危险潜回村庄,将这本书抢救出来。刘世厚和刘集村的群众坚信“大胡子”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敌人的灭亡和革命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刘世厚把这本宣言作为对过去斗争岁月的缅怀,对未来革命胜利的憧憬、希望和寄托,精心收藏起来,因此未落入敌手。

　　从此,这本书再也没离开过刘世厚。直到1975年县里征集文物时,84岁高龄的刘世厚仔细地把这本快散架的书装订好,并在首页的左上角盖上了一枚“刘世厚印”,与最早收藏此书的“葆臣”印痕相映,然后,用一块老蓝布包起来,放进小漆匣里,恋恋不舍地献给广饶县历史博物馆。刘世厚的孙子刘鸿业回忆说,那个时候他还小,只知道老家的一口柜子里藏着一些宝贝,但具体是什么一直不清楚,爷爷锁着柜子不让看。直到中学毕业了,爷爷才把一切告诉刘鸿业。当刘鸿业看到了这本《共产党宣言》时,书脊已经被爷爷用线缝过,封面上的“大胡子”像还很清楚,书名依然是排错的《共党产宣言》。（记者　贾瑞君 通讯员　王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