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人的出狱，是中共中央[ZhongYang]在特殊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事情本来就是一清二楚，61人是执行中央[ZhongYang]的决定，而不是执行刘少奇的决定。1943年，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他们[TaMen]被营救出狱的经过，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ZhongYang]完全负责。”同时，还对他们[TaMen]在狱中的斗争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1936年61人出狱事件，弄出了很大动静，除了中央[ZhongYang]几位主要领导，党内许多人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借此事件整人的康生，都知道此事。1943年12月，在一次中央[ZhongYang]书记处会议上，康生汇报关于反特斗争问题，说：“在河南红旗政策下，有假圣旨自首者如×××，有真圣旨自首者，如刘少奇允许薄一波等自首。”又据于光远和曾彦修回忆，1947年，康生率中央[ZhongYang]土改工作团到山东渤海区，帮助当地搞土改。第二年春节，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格平请康生一行吃饭。饭后，康生与于光远、曾彦修等工作团成员漫步闲谈。闲谈中，康生从刘格平曾蹲过草岚子监狱谈起，说到薄一波等人出狱的事。康生说，薄一波等人履行手续出狱，是中央[ZhongYang]的决定。唯有不属薄一波他们[TaMen]这个支部的刘格平没有办理手续，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放出来，多坐了8年牢。康生大约是想说，刘格平这个人很怪，傻乎乎地吃了不该吃的苦。

　　为翻历史旧账，红卫兵[HongWeiBing]寻找突破口

　　南开大学红卫兵[HongWeiBing]开始翻这笔历史旧账，大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八九月间。按照红卫兵[HongWeiBing]自己的说法，他们[TaMen]发现“刘少奇大叛徒[PanTu]集团”，是从搞高仰云开始的。

　　高仰云早已于两年前改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此时正在南开大学的家中休养，他的夫人李琛还在南开大学工作。校园里打“黑帮”的邪火已经烧起来，很快烧到了李琛，她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高仰云自然不干了，说：“搞李琛是给我高仰云脸上抹黑”。又说：“李琛不是反革命，这是政治陷害！”高仰云认定搞李琛乃是现任党委书记臧某某的主意，因而与臧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当时《新南开》报记者描述说：“一时间，冷落的高家大院成了闹市。休养在家的高仰云成了南开园里的忙人，接待来访、座谈、游说、讲演、‘扎根串联’”，而且“随着高臧之间的斗争的激化，群众斗群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武斗逐步升级，流血事件接踵出现”。

　　邪火就这样轻易地烧到了高仰云。据说南开红卫兵[HongWeiBing]彼时的思想很困惑，“高臧之间的斗争究竟是什么斗争？”臧某某“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仰云“又是何许人”？据说还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多少个不眠之夜，八一八小将围坐在一起，捧着红彤彤的宝书，讨论，冥思苦想，寻求答案。”答案出来了：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大搞社会调查，揭开高仰云的历史，进而揭开南开大学阶级斗争的大盖子。

　　显然是有人向红卫兵[HongWeiBing]透露了一丝线索：高仰云曾坐过国民党的牢，同他一起坐牢的还有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高仰云与杨献珍交往极深，杨在牢中曾经给高喂过饭。或许南开大学里确实有人自觉或被迫向红卫兵[HongWeiBing]提供了线索，但为他们[TaMen]撑腰打气并为他们[TaMen]指点迷津的是中央[ZhongYang]文革小组顾问康生。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HongWeiBing]的当天，康生也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忽然发现就在自己身后的不远处，一位红卫兵[HongWeiBing]也在观礼。康生走过去搭话，一问是南开大学的红卫兵[HongWeiBing]。红卫兵[HongWeiBing]见是“康老”，受宠若惊之余连忙请教“下步该如何搞法”。康生说：“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定个叛徒[PanTu]特务，就永世休想翻身！”红卫兵[HongWeiBing]又问：“如何去查呀？”康生回答：“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解放前的报纸，查档案！”说完，康生还当场给红卫兵[HongWeiBing]写了一张条子：“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HongWeiBing]小将前来查阅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望予支持。”条子署上了康生的大名。

　　康生不仅为南开红卫兵[HongWeiBing]指点迷津，而且还向他们[TaMen]发放了“抓叛徒[PanTu]”的“特别通行证”。至于具体地揪高仰云，并以此作为突破口揪出薄一波等61人，最后揪出刘少奇这个“黑后台”，康生似乎不曾向南开红卫兵[HongWeiBing]彻底点透。实际上，康生有自己的班子。早在1966年8月初，为了呼应彻底打倒刘少奇，康生即指使“彭真专案组”对1936年的出狱事件进行调查。“彭真专案组”领旨后，很快成立了“1936年专案”（简称“三六专案”）。这个专案组在1967年3月7日的调查报告中写道：“1966年8月初，我们根据康生的指示，自8月间就开始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一批人履行所谓简单手续出狱的问题，进行调查。查阅了当时北平出版的各种报纸，审查了这批人的档案。”约在1966年9月间，“三六专案组”已经查到《华北日报》上的“反共启事”。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平报纸，从他们[TaMen]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还随信附上报纸的影印件。

　　8月18日后，南开红卫兵[HongWeiBing]立即杀向北京，杀向薄一波、安子文和杨献珍。他们[TaMen]找不见薄一波和安子文，就首先“突破”杨献珍。在“首战杨献珍”前夕，红卫兵[HongWeiBing]曾集体发了毒誓：“杨献珍，你就是‘铁’老虎，我们也要敲掉你两颗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