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HongWeiBing]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大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被“横扫”。相当多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HongWeiBing]的攻击和责难，被迫没完没了地检讨，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这种状况不能不使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干部感到强烈的怀疑和不满。在基层干部和群众[QunZhong]中，信任并支持多年来做过许多好事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人仍占着大多数，被称为“保守派”。群众[QunZhong]中的两派对立日益明显。红卫兵[HongWeiBing]的过激行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GeMing]”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MaoZeDong]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他对发动“文化大革命[GeMing]”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干部中的抵触情绪，同前此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GongZuoZu]“打击”、“压制”群众[QunZhong]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是运动前进的主要阻力。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这年国庆时《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来的。它写道：“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QunZhong]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GeMing]群众[QunZhong]，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GeMing]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毛泽东[MaoZeDong]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会），《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

　　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说，但已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QunZhong]”。这种模糊不清的提法，可以任意对它作出各种解释。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QunZhong]”，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会被围攻和揪斗。除了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使冲击面更大了。许多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被任意揪走、关押，不知下落，有的甚至被毒打致死。各地还掀起“抓叛徒”的活动，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整个混乱局面更难收拾。

　　中央工作会议从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是要打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负责干部的思想。陈伯达、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林彪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GeMing]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又说：“革命[GeMing]的群众[QunZhong]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QunZhong]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群众[QunZhong]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QunZhong]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QunZhong]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可以由群众[QunZhong]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GeMing]”和社会上正在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提供理论依据；也便于一些野心家假借“革命[GeMing]群众[QunZhong]”的名义，为所欲为，浑水摸鱼，做尽坏事。

　　尽管如此，正遭受红卫兵[HongWeiBing]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仍思想不通，忧心忡忡。这时，不受任何约束的红卫兵[HongWeiBing]普遍地对各党政机关进行打砸抢，到处刷出某某人罪责难逃、把某某人揪出来示众之类的大标语。不少干部挨批斗，被游街。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成员也更加复杂。形形色色对社会现实存在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在“革命[GeMing]造反”的旗号下，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或过激的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GeMing]”更加抱着抵触态度。

　　在毛泽东[MaoZeDong]看来，已很难依靠原有的各级党政机关来实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GeMing]”的预期目标。他已明显失去耐心。“全面夺权”的行动，正在酝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