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看电影，就不能不说一说“文革”时期拍的“文革”电影。“文革”时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周恩来请江青看电影，第一天是《红灯记》，第二天是《红灯记》，第三天还是《红灯记》。这下把江青看火了。这时周恩来说了，你看《红灯记》看了三天就不耐烦了，全国人民都看八年了。于是这才重新开始拍新的电影。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原标题为“我的‘文革’娱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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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枯燥的内部演出

　　现在人们想看电影或者演唱会什么的只管到电影院或体育馆买票看就是了，但在“文革”时期就不是这样了。那时的电影演出都是分级别的。公开发行的电影人们可以买票到电影院去看，但是那只有少得可怜的几部片子，而且演了好多年，一般只有普通老百姓才会去买票看这些电影。内部的电影演出就丰富一些，但是想看这样的电影都要讲级别、讲关系，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看到的。

　　我叫阮哲，是1963年出生的，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母亲在广州军区驻广州市的某机关大院工作，是军队干部，我们一家就随我母亲住在军队的大院里。父亲在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工作，虽然没当什么了不起的官，但是管点事，好像很有神通的样子。这样，我沾老爸的光，看了不少内部电影、内部演出。

　　进入70年代，广州已经比较平静，不像全国其他城市那样乱，社会秩序好很多。这主要得益于广州有春秋两季交易会（又称广交会），其他的外事活动也比较多。

　　那时候，严格来讲，咱们中国已经没有娱乐活动，所有的电影、小说、音乐等等都是为了教育而制作的，而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娱乐消遣而准备的。广州每年开两次交易会，外宾来了总不能让人家天天干坐在宾馆里，要给人家找点娱乐节目，还要趁这个机会向全世界展示我们“文革”的伟大成果，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啊。就这样，每到交易会召开的时候，就有中央的文艺团体到广州来为广交会的外宾表演。因此，广州的文娱活动相比起全国其他地方来要丰富一些，我们也跟着沾光看了不少专门为广交会外宾举办的各种文艺演出。

　　这些演出都在中山纪念堂，演出票都不公开出售，全部由内部分发到省市直属机关单位，还有各厅局的一些领导手上，一般的工厂学校科研单位是不可能拿到这些票的。父亲当年就管票，咱们要看，自然是十分方便。但父亲比较低调，他一般只拿位置比较差的票回家，位置好的票只是在有朋友要票的时候或是有别的什么需要的时候才拿，拿了一般也都是给人家。而他的一位同事就比较跋扈，经常是只要好票，没有好票有时还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