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清王朝覆亡的100周年，在这个时候，从清王朝兴盛衰亡的历史中自然容易想到著名的“兴亡周期率”。

　　1945年黄炎培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谈到的“兴亡周期率”，是大家所熟知的。清王朝同其他历朝历代一样，当然没有也无法“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想当年，满族初兴之时，朝气蓬勃，英勇善战，凭着强劲的民族精神和正确的政治军事方略，迅速地一统天下，真所谓“其兴也勃焉”。那时的统治阶级，“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努力去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建立了全国政权之后，继续实行一系列基本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策，保持了100多年的社会稳定和繁荣。

　　然而，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封建统治的各种弊端日益显露，有“政怠患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总之，吏治愈来愈败坏，“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最后免不了“其亡也忽焉”的命运。

　　怎样看待清王朝这个国家政治权力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政治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政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当然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清代在鸦片战争之前，是一个独立的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它的上层建筑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法律观念以及适合于这些观念的制度，当然要反映、维护、巩固封建制度的利益和要求。对这个问题，我们曾经有过某种简单化的认知，认为既然封建制度是黑暗的、落后的，那么作为这个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清王朝自然也是彻底反动和罪恶的。

半个世纪前，周恩来同志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周恩来选集》下，第196页）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杀。”（《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95页）他甚至称赞“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

同时也指出，“中国当时封建经济的统治比较稳固，工商业不发达，康熙只致力于发展封建文化”，没有能像同时代的俄国彼得大帝一样汲取西欧的经验，推动工商业和科技的发展。（《周恩来选集》下，第320页）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不会感到那么强烈的新奇和震撼，但在那个流行“打破王朝体系”和打倒一切帝王将相的年代，不能不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