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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和陈寅恪都是留学欧美多年并且有着广博学识的大家，尤其是陈寅恪，他的学术生命一直持续到“文革”，嗣后其价值仍然不断地被新一代学者重新“发现”，并对我们这一代学者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往往由于资料局限，特别是对他留学欧美期间的研究严重匮乏，这方面的著述也甚少，因而很难对这位蜚声中西的国学大师有着全面完整的理解。

　　在当下的“国学热”大潮中，一些由于某种历史原因而未得到应有重视的现代学术大师又被人们“重新发现”，例如陈寅恪和傅斯年。由于这两位史学大家都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他们的学术贡献不仅限于国内，而且在国际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国内学者往往对后者了解不多，在这方面，西方的汉学家的著述则弥补了这一缺憾。

　　施耐德(Axel　Schnei　－der)作为一位德国汉学家和历史学家，曾在荷兰和德国的高校任教，并长期担任行政职务，现任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在汉学研究和教学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莱顿大学任教时，出于对传统的汉学重古典轻现代倾向的不满，提出了建立打通古今的“中国学”的设想，并将这种设想体现于自己的研究中。他的这部专著《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写于15年前，根据博士论文改写而成。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书中所讨论的民族文化认同以及中国学术的世界性等问题今天看来仍具有相当的前沿性和新颖性。

　　首先，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简单的罗列史料或以史料的发现而取胜的，而更在于其问题导向。施耐德指出，“对中国而言，在与西方发生冲突之后，这种典型的含义在三个方面受到了质疑”:第一，“透过吸收西方的历史科学理论，引发了对史学的认识论基础与其所负的社会政治任务之反思”；第二，“即史学的政治功能问题”；第三，“不论是直接有关史学的内容，或者是间接有关其方法和理论性著述，有一个问题必须探讨，即中国的认同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文化的还是民族的基础之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中国及其文化因而应在世界上占有何种地位”？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施耐德发现，“直到今日，绝大多数有关现代中国史学的西方研究著作都把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上，而以中国20世纪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为题的专著或文章，也只有关于顾颉刚和钱穆的”。而研究傅斯年的著作则屈指可数，研究陈寅恪的就更是难以见到了。这显然与这两位史学大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因此单就这一点而言，这本专著的写作无疑填补了国际汉学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若从当下中国学界的“陈寅恪热”和对傅斯年关注的升温来看，这部写于十多年前的著作至少起到了某种“先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