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屋顶”理念受批判

　　在建筑与古城保护上，梁思成有自己的坚定主张。他在这一领域屡战屡败，但又屡败屡战。他与陈占祥共同拟就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方案》(梁陈方案)被否定，他要求保护北京三座门、牌楼、城墙和庆寿寺双塔等文物建筑的建议，均告失败。但在梁思成等人的努力下，北海团城等古迹得以保存。

　　在梁思成1950年生病休养半年之后，他发现，自己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已成为一个‘可有可无、有职无权’的副主任”。但他仍保持了很大的工作积极性。

　　“梁先生反对拆除古建筑，他不是一般的反对，他知道领导要拆，他也要反对，坚决地反对。不像有些学者，领导说了不同意见后马上就改变立场了，他不会的，他是一个不一般的学者。”刘小石对南都记者说。

　　1953年，梁思成访问苏联，并借鉴了苏联当时流行的建筑理念，提出“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工作方向。两年之后，梁思成的建筑思想被归纳为“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受到全国性的批判。对梁思成建筑理念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归纳——“大屋顶”。

　　在1955年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时，刘小石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书记。“当时国家计委提出增产节约运动，批评现在盖房子太费钱了。因为那个时候国家还真穷，所以这种建筑被认为是浪费。这是个背景。”刘小石说，中央为此成立了一个批梁工作小组。刘小石也列席他们在北京市委召开的会议。

　　这个小组下设一个办公室，位于北京日报。工作小组组织了十几个人，在颐和园畅观堂写文章批判梁思成，其中包括刘小石。据刘小石回忆，他们在畅观堂呆了一两个月，最后写了十几篇文章，给郑天翔(时为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和彭真看，彭真挑了两篇准备发表，一篇是建设部工业设计院院长汪季奇所写，另一篇作者是刘小石。不过后来彭真又说，这个文章先不要发，因为当时在批二胡一梁——胡适、胡风、梁漱溟，要是再发表批判梁思成文章的话，就变成批“二胡二梁”了，“彭真认为梁思成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就推迟发表。这不是不批，是延缓批判。”

　　刘小石说，有一个写作小组成员，没有通过组织，自己把文章弄到学习杂志发表，结果挨了一顿批。在这之后，1956年2月，在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际，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曾召集梁思成等人会面，将写作组的文章和其他几篇非写作组的批梁文章，拿给梁思成看，告诉他有这么多人批判他。

　　“梁先生跟我说，万里当时对他说：你可以发言啊，正开会呢。万里拿文章给他看是计划好的，但梁思成发言检讨是没有计划的。结果梁思成半天就写了一个检讨。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彭真找了几个人，有我，还有当时北京日报的社长范谨，范谨拿到梁先生的检讨，说梁先生文化就是高，半天就写得这么好。”刘小石回忆，“梁思成检讨见报后，毛主席看到了，就跟彭真说，人家都投降了，就不要批了。”

　　“一口认定党是我的亲娘了”

　　梁思成发言检讨的题目为《永远一步也不再离开我们的党》，这篇发言后来登载在1956年2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梁思成说：“远在1951年，党就洞悉了我的偏向，五年来不断地启发我，教育我，开导我，反复为我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为我讲解‘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正确方针。但由于上述原因，我顽固地坚持错误，争辩不休，与党对抗。直至去年年初，建筑工程部召开了全国设计施工会议，在会议上严正地批判了建筑设计中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偏向，并举出了惊人的浪费数字，这才使我从梦中惊醒。”他表示，“我要和那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故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红色专家，红色教师。”

　　林洙说，梁思成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接受对他的批判，“后来彭真把他接到家里去，跟他长谈了一次，举了很多例子：什么什么地方，什么建筑由于修大屋顶，浪费了多少钱。从这以后，梁思成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起了不好的作用，导致国家经济上的一个浪费。”

　　在全国政协刚刚进行完检讨，梁思成就写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书。在此之前，梁思成已经是民盟中央常委，但当时已允许民主党派加入中共。2月6日，他被告知当晚将参加一个有毛泽东在座的宴会，于是写了一封信，交由周恩来传毛泽东。他在信中说：“最敬爱的毛主席：几年来，我是您一个最坏的学生。我脱离了您的领导，犯了严重错误，为祖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而长期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但是，今天我却正在为自己祝贺，因为在您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在彭真同志的亲切教导下，我终于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觉得我一步步地更接近了党……准备着把一切献给您，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我一定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我也一口认定党是我的亲娘了。”

　　周恩来当天即批示：梁思成要求入党的信即送主席。毛泽东2月24日批示：“彭真：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交北京市委酌处。”

　　此后不久，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梁思成也在一片高亢的情绪中，提出一些意见。他后来在《整风一个月的体会》中说，“由于党的某种工作方法或作风而令我吃的苦头也真不小，使我彷徨、苦闷、沉默。例如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对于批判复古主义的不彻底，因而导致了片面强调节约，大量建造了既不适用，虽然廉价但不经济，又不美观的建筑，同时导致了由一个形式主义转入另一个形式主义，由复中国之古转入复欧洲之古，复俄罗斯之古；在北京市的都市规划过程中，把‘旧’技术人员一脚踢开，党自己揽过来包办一切的关门主义……”他还批评北京市委新建的大楼，“不可一世”、“大而无当”、“铺张浪费”，“里面是复欧洲之古的，外面像个把里子翻出来的洗澡间”。

　　但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共产党“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在部分知识分子要求“共产党从学校中撤出去”时，他持反对意见。他后来对林洙说：尽管共产党曾批判过我，但是我没有忘记是谁领导全国人民站了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是谁解决了四亿多人民的吃穿问题，是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了安定，是谁清理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从明代就积存下来的垃圾，是共产党。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领导大学呢？

　　所以在中共中央决定整风时，梁思成立刻响应。他的《整风一个月的体会》刊发在《人民日报》上，成为很多人学习的对象。他说：“正当党的缺点被无情地揭发出来的时候，我却要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是一个最可爱的党！我知道你有缺点，也不怕你有缺点，并且还要尽情地、无情地继续揭发你的缺点，也将尽我的一分力量帮助你整掉它。我最后还要加一句：我还要把我的一切献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