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回国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后来成为他入党介绍人的刘小石，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他在1947年听了梁思成的一次演讲后，被深深吸引，决定从其他院系转到建筑系。

　　北平(北京)此时仍为国民党所把持，但共产党已经开始在军事对抗中掌握主动。1948年3月，梁思成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学部艺术史院士。这一年8月，他去南京参加了中研院创建20周年庆。这并不妨碍他一个月前，与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教授共404人，联名发表抗议国民党制造“七五血案”屠杀东北学生的宣言。

　　几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在北平解放前夕，学者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代表找到梁思成，让他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古建筑的位置，以防和谈破裂后攻城破坏古建筑，还让他在最短时间编出一份全国文物建筑的简目。梁思成后来屡屡对林洙提及这一个多小时的接触，解放军代表离开前所说的“请您放心，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物古迹，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拉近了他与共产党的距离。

　　此前不热衷政治的梁思成，在1949年春天，参与了对蒋介石政权运送故宫等珍贵文物赴台的声讨。他们在宣言中称，“窃国大盗蒋介石及其党徒，滨临末路，转益疯狂，竟甘心葬送国权、毁灭文化。”“应即宣布为文化战犯，无论逃至天涯海角，必须拿捕归案，严加惩处。”

　　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选择留在了大陆。刚从上海一所中学毕业的林洙，这一年来到了北京，开始进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生活世界。但她没有如预期那样进入大学。

　　“本来我可以去上大学，可为什么我放弃了？当时看那些宣传，我就觉得以后共产主义社会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觉得我把精力放到学习上，不如把精力放到工作里面去。所以我觉得我的选择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林洙对南都记者说。

　　新中国成立前后，到处充斥着梁思成、林洙这样对共产党抱有好感与期望的人。

　　历史的确掀开了新的一页。

　　因建筑理念不同跟彭真顶牛

　　新中国成立前后，梁思成感受到共产党对自己的重视。他被聘为全国政协特邀代表，是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成员，他主持改建设计了怀仁堂，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兴建中发挥重要作用。梁思成可以就具体问题直接向周恩来建言，也常常接受中央领导人的咨询。

　　刘小石记得，梁思成参加政协讨论回来，曾对学生们兴高采烈谈起过：“他很兴奋，说参加讨论国旗方案时，毛主席早早就过去等着他们开会的人，走过来跟他们握手。他就对比，说蒋介石抗战胜利后，也到北平来过，也把大家叫过去接见。但他们等了半个钟头，来了一阵香气，宋美龄来了。宋美龄站在中间，大家去跟她握手。宋美龄甩了一段英文，后来蒋介石才来。”

　　梁思成还曾受邀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建设局长，但与对待国民党教育部一样，他谢绝了。1956年，他在给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写信时，曾提及这段经历：“我因为过去没有做过‘官’，也自知缺乏组织和行政能力，又怕做‘官’就不‘清高’了，将为朋友们所讥笑，所以谢绝了党交给我的任务。”

　　不过，他还是接受了北京市政府委员、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和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积极参与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北京市长彭真发生过多次争吵。“梁思成曾经跟彭真顶牛，说你政治上比我先进50年，我业务上比你先进50年。彭真说，他越跟我吵，我越跟他好，喜欢他。彭真知道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其实北京市对梁思成很器重的，他的妻子林徽因(1955年)去世，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点劲都没有费，北京市政府把全部工作都包下来了，很友好的。”

　　梁思成与彭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北京和平解放后不久。他曾对林洙提起过，彭真第一次见到他时，得知他是梁启超的儿子，接连引用了两句梁启超的话：“梁启超说，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体国民为主体，现在实现了。”接着又引用梁启超的一句话，进一步表示，“我相信，梁启超先生要是活到今天，他也会拥护共产党的。”使他一开始就对彭真有很大好感。

　　不过，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梁启超就已经作为改良主义的反面人物来批判了。林洙与梁思成结婚之后，梁思成基本上从来不跟她提起自己的父亲，“提的话只是提他童年的时候，父亲怎么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爱国的梁思成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痛斥“美帝国主义”。“那时他确实觉得美国很坏了。前半生和他关系很好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抗美援朝时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你们出兵朝鲜是侵略行为。梁思成特别生气，他说：我们是为了保卫自己，你们组织联合国军队来，你们才是侵略，过去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敌人。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和费正清通信了。”林洙说。

　　这时，梁思成为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分会常委。1951年，梁思成参加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触动很大。

　　12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梁思成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内称：“我的阶级出身、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给我种下了两种主要思想根源。一种是我父亲(梁启超)的保守改良主义思想和热烈尊崇本国旧传统的思想。一种是进了清华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发展到回国后仍随着美国‘文化思潮’起落的崇美、亲美的思想。我虽然只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工作，但由于这两种思想的发展，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前者证明我有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不是‘超政治’的，而是在行动上一直拥护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的，也就是维持自己阶级利益的。后者证明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是毒辣的，它对我起了麻痹作用，使我养成了崇美思想而不自知；我的纯技术观点又恰恰给了敌人以可乘之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