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搜捕康党并不热心，极为敷衍。到任后，中央在2月12日曾电令李鸿章：“逆党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外洋。日久未能弋获。该犯等罪大恶极。神人共愤。其广东本籍坟墓。著李鸿章查访确实。即行刨毁。以儆凶邪。”（《光绪实录》）2月17日的《纽约时报》以《悬赏捉拿改革者》为题，报道李鸿章奉命摧毁康有为的祖坟，并悬赏10万两白银捉拿康有为，死活均可。

　　3月1日，李鸿章给中央回电：“康梁罪大恶极，直欲乘机起事，岂留一道坟所能制止，请稍候。”不愿意去刨人家祖坟。这令中央极为不满，康有为后来特意给李鸿章写信表示感谢。

　　不仅对于康党，对于孙文的革命党，李鸿章也没将他们列入打黑的目标。李鸿章打黑，将锋芒严格限制在黑道造成的普通刑事案件，而不涉及黑道所参与的政治案件，这种刻意“不问政治”的打黑，正是李鸿章最大的“讲政治”。这其中，当然多少有些“养寇自重”的意味，但更是李鸿章急于清理和稳定广东局面、令“朝廷无南顾之忧”的需要。

　　在京师及整个华北陷入大动乱之时，李鸿章能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将一个乌烟瘴气的广东稳定下来，与康党和革命党之间的默契十分相关，这种默契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广东各界共谋“两广独立”并推李鸿章担任“总统”时，体现得更为清晰。

　　纯治安角度的辣手打黑，与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实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李鸿章老到的政治手腕。

　　和谐

　　李鸿章最大的维稳措施，是当中央发布对11国的宣战诏书后，他在全国督抚中率先宣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在打黑的同时，李鸿章也大抓和谐建设，试图削弱“黑”的基础。

　　此时席卷了华北的义和团，其主要根源之一就是西方教会为了拓展传教而激化了乡村社会的固有矛盾。在列强外交官的支持下，教会利用超国民的“领事裁判权”，为信教民众（“教民”）提供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利益，不断干预中国的基层司法。这令“教民”在乡村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身份，“吃教”者日益增多。这与宗族矛盾、乡村矛盾结合之后，刺激了非教民对教会及洋人的痛恨，导致了华北农村的族群分裂。（参阅雪珥策划之凤凰卫视专题片《国难1900》）

　　李鸿章深知其中情由，因此，他在到任后的第2个月（2月24日），就严令地方官，切实划明牧师和教民的权限，不令藉教为护符，鱼肉乡民。这实际上是在广东切断了“民教”仇恨的根源，否则，以广东历史悠久的帮会传统，很容易与强势的教会及其背后的列强发生大规模冲突，局面会更难控制。

　　在约束教民的同时，李鸿章在处理西江劫案等涉外案件中，借助打黑的气势，果断杀伐，不给英国进行外交甚至军事干预的借口。尽管在6月5日，英国议员还在国会宣称：“李鸿章如果不能平西江盗匪，英国将自行处理。”但李鸿章的雷厉风行，令英国难以下手，这也为广东在庚子年的大动乱中不至于糜烂争取了外部环境。7年后（1907年），治安恶化的西江航道，果然引起了英国的武装干涉，史称“西江缉捕权”之争。

　　李鸿章最大的维稳措施，是当中央发布对11国的宣战诏书后，他在全国督抚中率先宣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7月3日，李鸿章明确命令两广地方文武官员，不得张贴宣战诏书。对此，东南各封疆大吏纷纷响应，在盛宣怀的穿梭下，东南各省与列强达成了协议，保持“中立”，互不干扰。这就是“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避免了半壁江山陷入动荡和战争，为大清帝国保存了元气，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威，令其对全局的掌控能力进一步下降。

　　李鸿章与张之洞等地方诸侯，都在此时大力购置军火，积极扩军，李鸿章的新购军火，足足可以装备一支25000人的新军队，而张之洞则瞒着中央向日本派出了军事代表团，领头的就是他的儿子。在庚子年变幻莫测的局势中，让自己的势力更高、更大、更强，是他们的首要追求。

　　对于李鸿章的打黑，梁启超评论道：“李鸿章之督粤也，承前督李瀚章、谭钟鳞之后，百事废弛已极，盗贼纵横，萑符遍地。鸿章至，风行雷厉，复就地正法之例，以峻烈忍酷行之，杀戮无算，君子病焉。然群盗慑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亦赖以小安。”

　　这种“小安”，为大清帝国不至于在庚子年的大乱中就灰飞烟灭，打下了相当的基础，赢得了点喘息的时间。但这种“小安”并不稳定，李鸿章离开广东之后，治安问题几乎立即回弹。

　　辛亥前后，白道、黑道日益融合，黑道漂白之后过河拆桥的戏码也不断上演。众多有着黑道背景、依靠黑道起家的民国新贵们，登堂入室、坐稳江山后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剿匪”。而中央权威的缺失，令“就地正法”成为地方强者的天然权力，民国初年的广东打黑也越来越成为政治势力清洗异己的“黑打”。

　　一池原本就黑的水，搅的人多了，就更为浑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