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走到讲台前，代表党中央致词：“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接着，毛主席作了关于整顿党风的演说，向党校学员和全党同志提出：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在演说中，毛主席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剖析了主观主义及其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种表现形式，从党内党外的种种关系上批判了宗派主义，同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这篇演说在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更名为《整顿党的作风》。关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问题，毛主席在这次会上没有讲，几天后在另一次干部会上作了专门讲演。

　　开学典礼之后，我们党校学员立即开始以整顿三风为主要内容的学习。

　　这年4月和6月，党中央先后作出决定，在延安、在全党普遍开展整风学习。这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风”。

　　整风运动贯穿了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工作的两年多时间，使我从中接受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洗礼。

　　延安整风是一场普遍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

　　党中央为我们规定了22个学习文件，其中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这22个文件，对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对于扫除教条主义的迷雾、认清左倾错误路线的根源，对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对于增强党性、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中央和党校的领导同志都一再要求我们，要吃透文件的精神实质，要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主席在整顿三风的演说中告诫我们，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在学习中，我们注意防止主观主义的学风，贯彻毛主席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对每一个文件一遍一遍地通读，逐段逐句地精读，不光是读懂文意，而且理解精神，领会实质，掌握整风的思想武器。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说明实际中的问题。

　　我们在窑洞里讨论整风报告，在油灯下认真阅读文件，在马莲纸订成的小本本上记下学习心得。大家学习愿望之强烈，学习态度之认真，钻研问题之刻苦，讨论问题之热烈，确实是空前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些有一定实践经验而缺乏书本知识的人，学习中更是如饥似渴。

　　我们七八个人住一个窑洞，铺前用四根棍子、几块本板支起的长条饭桌就是学习的书桌。天一亮，就起来阅读文件。重点的地方，记上笔记，不懂的地方，互相切磋。切磋之后，再弄不懂的地方，就向党校直至中央领导同志反映。到晚上，围在桌子旁，点上两盏美孚灯，常常学到深夜。讨论问题，大家各抒己见，毫不顾虑。争论起来，你一句，我一语，有时吃饭也争，睡觉也争，甚至争得脸红脖子粗。好在大家毫不介意，因为彼此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弄清问题，掌握真理。这场伟大的学习运动，使我们如沐春风，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延安整风是一场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法进行的思想教育运动。

　　在第二阶段即整风阶段，我们“反省自己的工作与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认真检讨在自己身上有哪些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毛病，同志之间开展批评和帮助，达到改造思想、改进作风的目的。每个同志都向党组织写出个人的“思想历史自传”。写自传在当时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尽管没经验但非常认真。从自己的家庭和儿时一直写到当前，既写清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的全部经历，同时重在说明思想上的发展变化，对过去发生的工作错误、思想困惑也毫无保留地写出来，交给党审查，请同志们批评。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认识自己、深刻解剖自己的过程，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

　　延安整风是一次对党的队伍从思想到组织都进行严格审查和整顿的运动。

　　在整风过程中穿插了一个审干阶段。本来，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对党员、干部进行组织审查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中央社会部长康生的插手，审干发生了很大偏差：一个是主观主义的“想当然”，一个是“逼供信”，一个是“扩大化”。

　　一次，我参加支部审查一个姓董的干部，他讲述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时说到某年12月曾在杭州西湖里划船。主持审干的同志是北方人，听到这里，把桌子一拍，呵斥道：“你说的这个就是假的！12月还在划船？12月冰都好厚了，你划什么船？这就是假编的！”下来以后，我找到主持审干的同志说：

　　“杭州12月划船和北方结冰是一回事吗？你根本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就说人家有问题，这不是主观主义的想当然吗？”当时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不可能对来自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干部的历史情况去调查清楚，因而从谈话中找破绽就成了主要的审查方式，有的同志凭主观推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