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嗯！父亲的意思是要听的！哈！”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在关东军和吉冈面前的辈分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我是拿你当做自己的子侄看待的！嗯！”

　　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一九三二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联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来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佐，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起先，他的身分只有关东军高参，从一九三四年起又增添了一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的官衔，这个官职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合适，我始终也没有认真去查问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义无论是什么，都不会说明吉冈的实际职能的。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不过，这职务一连干了十几年，也必须有他的本事。

　　有的书上说，吉冈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他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东军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觉得他最为合适，因此当选。事实上，我在天津时有一段时间，经常听他给我讲时事，谈不上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先当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之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吉冈正好在这学校当战史教官。几乎每个星期日，吉冈必将溥杰请到他家做客，殷勤招待，培养了“友情”。不久，溥杰就听吉冈透露出关东军有请他到我这里任职的意思。那时他曾表示，如果他不作为关东军的高级参谋而来到满洲，他就不想干，因为忠岛比多吉(任“执政府”的咨议)和石丸志都磨都由于没在关东军里扎下根，所以全没站住脚。

　　后来，他果然以关东军高参的身分来到我这里充当“联络人”来了。他在未上任之前，先请溥杰到他家去做客，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并且说希望我能预先为他预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接到溥杰的信，因为早知道他对溥杰的殷勤照顾，“九·一八”事变前他叫溥杰透消息给我的事当然我更不会忘记，我觉得吉冈对我不坏，于是欣然照办，在他还没到长春之前，就给他把屋子预备好了。这件完全多余的举动，过了许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看的。他在关东军眼里既有和我的不平凡的关系，在我的眼里以及其他“日满官吏”眼里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冈很喜欢画几笔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请郑孝胥题了一首诗，又请我题了几个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到日本，送给了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这幅画在日本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并称誉吉冈为“采笔军人”。吉冈的艺术声名是否就从这次出现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指望这幅画带给他的，并不是什么“采笔军人”的称号，却是比这称号更有价值的，位于日“满”皇室之间的身价。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经常的往来，不断互相馈赠些小礼物，“联络人”就是这位吉冈。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了。

　　他大约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由他带去送给日本皇太后，回来时还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点心。那位老太太和我都闲着没事，我们又都有现成的做点心的师傅，彼此送来送去也都不费什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冈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我才敢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