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张国焘后来回忆这个时期陈独秀的转变：“他（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26期，作者：李伟，原题：《从上海发起组到中共“一大”》

　　“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1921年4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汉俊对来访的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说了这样一段话。

　　此时31岁、精通四国外语的李汉俊说：“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职业革命家

　　南昌路100弄，隐藏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东侧是时髦的雁荡路，向北百十米就是川流不息淮海路。弄堂口进去十几米右转，4座旧式石库门的房子连在一起。建筑围着松糕般的水泥砂浆外墙，色泽黯淡不堪。2号门的外墙上挂着两块金属牌，一块是“陈独秀曾在此居住”；另一块写着“《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90年前，这里的地址是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就在这栋房子里，陈独秀见到了共产国际的代表，组建了上海共产党小组，一批时代青年在此聚会讨论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出路。他们准备成立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

　　如今，这幢坐北朝南双开间的老式两层石库门楼房，还依稀保留着当年的样子。原来的客堂被隔出了一道墙，进门左手第一间是亭子间，穿过天井的右手边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厢房，厢房的东墙上竟然还镶嵌着一块大理石碑，刻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组在这里建立”的字样。楼下客堂住着一户人家，里厢房与后厢房也住着一户人家。楼上原本是陈独秀夫妇的卧室和书房，如今也住了两户人家。如此一分为四，便是现今的格局。

　　陈独秀是在1920年4月间住到这里的。这一年的2月12日，41岁的陈独秀坐火车从天津仓皇回到上海。1917年他受蔡元培之邀任北大文科学长，离开上海前往北京。3年后，他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让他声名鹊起的地方。

　　早春的天气还冷，陈独秀到了上海后就感冒了，在惠中旅社躺了几天，接着住进了亚东图书馆。2月14日，他致电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夏间备承优遇，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陈独秀在狱中被关了3个月，承蒙这位安徽老乡的关照，现在弃保潜逃，内心有所不安，于是写了这封电报表达歉意。

　　4月份，陈独秀搬到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里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私房。1897年，陈独秀与柏文蔚同榜考中秀才。两人信仰不同，但革命同路，同窗加同乡，感情颇深。于是柏文蔚将这栋房子借给了他。陈独秀住在渔阳里2号，6号住着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7号住着孙中山后来的秘书、同盟会元老杨杏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