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艺术化”的刘文彩

　　我在安仁呆的时间有限，因此在刘文彩的公馆[GongGuan]里转得飞快，只顾一个[YiGe]劲地拍照。跑完了出来，发现怎么没有看到当年赫赫有名的“水牢”呢？翻看手上的《庄园[ZhuangYuan]秘闻》，才知所谓刘文彩逼租关押佃户冷月英的“水牢”，1981年经专门班子慎重调查核实，它和“地牢”都是子虚乌有。“水牢”原是刘文彩储藏烟土的地下室，就是我看过的挂着“鸦片烟库”解说牌的那地方；而“水牢”内的木质囚笼、三角钉，“吊打冷月英”的蜡像，这些曾经让许多参观者哭晕的东东，不过是想象的产物！同样，庄园[ZhuangYuan]内的所谓“行刑室”也是出于虚构，现在已按刘家雇工的记忆，挂牌为“年货室”。倒不是说刘文彩这样的人不可能设水牢、行刑室对付农民[NongMin]和其他敢于抗命者，就凭他是总舵爷这一身份，按江湖规矩也可能对人动私刑。但是，揆情度理，他不会把“水牢”和“行刑室”设在他的内院里，紧挨保佑他家的“风水墩”和他会友的书房。这太不吉利，也不祥和呀！

　　难道也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四川人、历史[LiShi]学家、大文豪郭沫若想不到这层情理吗？今天，他1966年4月22日参观后所填的词《水调歌头》还挂在庄园[ZhuangYuan]内：“一入收租院，难忘阶级仇。大邑土豪恶霸，暴发一家刘。水牢地牢连比，长枪短枪无数，随意断人头。苦海穷人血，粮仓地主[DiZhu]楼……”

　　他的夫人、书法家于立群同时题的字也还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记阶级仇，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于夫人题写的就是当时的主旋律。这个“地主[DiZhu]庄园[ZhuangYuan]陈列馆”，兴建之初就是“为了利用具体生动的事例说明千百年来封建地主[DiZhu]对农民[NongMin]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后来响应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地主[DiZhu]庄园[ZhuangYuan]陈列馆”改建为“阶级教育展览馆”，在收集整理“案例”地主[DiZhu]“百罪图”之后，增加了“水牢”、“地牢”等内容，以便让人们“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值此政治“大是大非”当头，郭沫若岂是书生，敢来唱反调质疑？

　　刘文彩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已不是刘文彩了，他是中国数千年封建地主[DiZhu]的符号、“形象大使”、“品牌代言人”，就像纣之不善，“天下之恶皆归焉”。可是，人，包括地主[DiZhu]、军阀、江湖中人，是多么复杂！秉性经历千差万别，处世方略各有所取，怎么可能用一个[YiGe]人来代表天下的大地主[DiZhu]？“开明绅士”李鼎铭、“闯关东”的朱开山，也是地主[DiZhu]。将刘文彩政治“典型化”、妖魔化的过程，也就是将他概念化、公式化、空洞化的过程，亦即将历史[LiShi]真实虚化、幻化从而儿戏化的过程。

　　比布置真假莫辨的“水牢”更进一步的“典型化”，就是将他彻底地“艺术化”(虚构)，创作了泥塑“收租院”和“雇工院”。先说刘氏[LiuShi]庄园[ZhuangYuan]很少有人知道的泥塑《雇工院》。不知是由于其完成较《收租院》晚，雕塑艺术上没有什么超越前者的创新，还是因为它们在情理上更难令人信服，反正《雇工院》没有扬名天下。《雇工院》是控拆刘文彩压迫剥削他家长工和仆役的，我拍下的《雇工院》泥塑有“顶债愤”、“牛娃苦”、“猪肥人瘦”、“夺奶”、“苦妹子”、“繁役”、“晚年难熬”、“灯干油尽”等。我敢断言，如果刘文彩真是像“周扒皮”一样刻薄、小家子气，连“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常理都不懂，不惜结仇任何人，他根本不可能暴发，还坐稳那么多年总舵爷的位置。

　　我相信，刘文彩这样的乱世之枭雄，即便像王凤姐一样内心狠毒，也会懂得恩威并用，笼络身边的下人，至少不会让他们恨到有下毒之心危及自己一家的安全。何况，他是台面上的人，仆役穿戴营养状况是他的脸面，最好能做他的心腹和帮手，而老妈子、丫头在大户人家通常像红娘、春香是主子的情报员和联络员，哪会一律虐待？

　　现在刘氏[LiuShi]庄园[ZhuangYuan]展出的泥塑《收租院》，有送租、风谷、过斗、验租、算账、逼租、反抗等几组。这已经不完全是刘家当年收租的全过程了。如果农民[NongMin]真的那么容易“觉悟”而反抗地主[DiZhu]剥削，要么是地主[DiZhu]一般不剥削，要么是中国年年处处都有农民[NongMin]暴动，地主[DiZhu]阶级又岂能延命数千年？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NongMin]翻身和解放战争，也不是在全国同时进行的，成都地区包括大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数月才解放的。正因为太不合情理，《收租院》于1972年增创的“明灯指路”、“砸斗造反”、“开镣解放”、“活捉阎王”、“建立政权”、“继续革命”等部分没有继续展出。

　　我从刘氏[LiuShi]庄园[ZhuangYuan]出来，又跑到数百米外的“建川博物馆聚落”逛了一圈，恰巧在其中的“新中国瓷器陈列室”看到了那个年代仿《收租院》的瓷器作品，有一组是“活捉刘文彩”——其实刘文彩是1949年10月病死于成都的公馆[GongGuan]。倘若作为单纯的艺术创作，《收租院》这样按革命文艺公式结局亦无不可，将艺术虚构与历史[LiShi]事实有意混为一谈，那就注定了经不起时间检验，成为历史[LiShi]笑柄。我想，当旅美行为艺术家蔡国强1999年将泥塑《收租院》的复制过程，搬到意大利表演，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比赛，评委们给其作品金奖，看中的不会是它们的阶级斗争内容，而是中国民间泥塑艺术刻画人物的表现力。

　　从起初的“大邑地主[DiZhu]庄园[ZhuangYuan]陈列馆”，到文革前夕的“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到改革开放后的“刘氏[LiuShi]庄园[ZhuangYuan]博物馆”，名称的变化是饶有意味的。我想，刘氏[LiuShi]庄园[ZhuangYuan]不仅是川西近现代民居建筑和历史[LiShi]文化的博物馆，还是展现当代政治与历史[LiShi]和艺术创作关系史的博物馆。它告诉我们，历史[LiShi]并不是一个[YiGe]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艺术与历史[LiShi]的功能不应混淆。从这个意义上说，《收租院》、《雇工院》都是历史[LiShi]文物，连“水牢”也应该保存，只须在解说牌上告诉参观者这里原本是什么就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