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王明的认识

　　1931年4月，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这样，中共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体系遭受严重破坏，周恩来、王明等被国民党悬赏捉拿，形势险恶，于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指示王明去莫斯科。11月7日，王明抵达莫斯科。11月10日，时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东方地区书记处副主任的米夫，建议王明担任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但13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则决定，“暂时任命王明同志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从职位和权限看，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与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是有区别的，但两者之间区别又不大。至于王明就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是否就是一般著述中所称的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一说代表团团长），或者后来什么时间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这有待考察。

　　应该指出的是，此时无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还是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都没有打算让王明长期呆在莫斯科。11月13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任命王明时用了“暂时”一词，并说这个任命“最终决定必须征询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的意见”（尚未查到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的答复）。1932年3月4日，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致电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我们希望，伊万诺夫（王明——引者注）立即回来担任领导工作。”1932年10月3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明确告诉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王明很快返回”。12月21日又说，“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五中全会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之一”。1933年7月27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同意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关于王明同志回国的建议”。可见，最初并无王明长驻莫斯科的安排，只是后来王明没有成行，长驻了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

　　从1931年11月到1937年11月，王明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整整呆了6年。总体上说，王明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工作得到了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的肯定，也增进了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他的信任。如1935年苏联党出版社出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中称：“中国共产[GongChan]党终于铲除了李立三路线，在炮火连天的严酷斗争中，在极其秘密的地下环境中，当时已经造就和锻炼出一批以陈、秦、王、沈、何等同志为首的坚强而又正确的共产[GongChan]党干部，当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出现李立三的纲领性文章时，他们就起来同****产国际[GuoJi]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李立三观点展开了斗争。”这充分说明了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王明等的信任。正因如此，在1935年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七大上，王明被选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行委员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领导人担心曾与国民党经过十年血战的中共领导人能否正确地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因此派“能在国际[GuoJi]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这说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对王明是信任的。

　　还有事例说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领导人对王明的基本态度。王明回国后，其在苏联的女儿托付给季米特洛夫，由季米特洛夫夫妇代养。延安整风时期，王明向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多次告状。在收到王明的告状信后，季米特洛夫也曾数次给王明回电，如1943年12月13日、1944年1月19日，通过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电台，发给王明如何处理党内分歧的电报和他与毛泽东就有关王明问题的相互来往的电报；在1943年12月22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季米特洛夫明确提出了不要孤立王明的劝告，等等。这些事例说明，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领导人虽然认为王明有缺点，但还是关心信任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方面。

　　另一方面，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领导人对王明的品性、能力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后来的任用上基本是正确的。这是考察王明国际[GuoJi]背景时常被忽略而又应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31年6月，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但是没有安排王明接任向忠发空出的总书记职务。有论者说，王明后来失势是由于米夫在苏联大肃反中被杀，而此时米夫仍是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一些机构的负责人，并参与中国事务的处理。这个事例仍然说明米夫没有决定中国党的领导人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显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虽然信任王明，但并没有让其出任中国共产[GongChan]党最高领导人的意思。

　　而王明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工作的过程中，加深了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领导人对他弱点和不足的认识。除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的经验、对国内情况不熟悉、书生气浓外，还喜欢出风头、有强烈的领袖欲、作风圆滑、见风使舵、宗派主义、不容易与同志搞好关系等。因此，对他有一些看法和批评。如1936年7月初，王明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赞同“抗日反蒋”主张。但两周后，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却严厉批评中共中央[ZhongGongZhongYang]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的决议。对此，季米特洛夫当场说：“我认为，王明同志在书记处面前对政治局决议的批评，很大程度上也是适用于王明同志本人的。”1938年，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领导人曼努意尔斯基问刚刚出使莫斯科的任弼时，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的倾向？是否总是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季米特洛夫则对任弼时说，他对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说“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说根据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干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很不诚实，在苏联时就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