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资料图）

    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中华书局适时推出了《利玛窦中国[ZhongGuo]札记》的精装本。1615年，继《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由金尼阁整理的该书一经出版，再次轰动欧洲，让西方重窥天朝大国的一抹斜阳。

　　学界多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强调利玛窦对欧洲文明东渐与中华文明西传的独特贡献，这固然没错。这位“明代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ZhongGuo]，书中有许多赞美中国[ZhongGuo]人聪明伟大之类的话，这是国人喜闻乐见的。他也批评中国[ZhongGuo]的陋病，尽管总是“小心翼翼用谅解的词句提出自己的论证”，但我们还是能从这位“世界公民”的中国[ZhongGuo]札记里，读出他者之眼对中国[ZhongGuo]人劣根性的犀利观察。

　　一踏上中国[ZhongGuo]的土地，利玛窦就强烈感受到中国[ZhongGuo]人根深蒂固的中国[ZhongGuo]中心论，“他们[TaMen]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正如他所指出：“中国[ZhongGuo]人声称并且相信，中国[ZhongGuo]的国土包罗整个的世界”。顾及素来秉持天圆地方说的中国[ZhongGuo]人“深信他们[TaMen]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TaMen]不喜欢我们把中国[ZhongGuo]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在献给明代皇帝的世界地图中，利玛窦特意把中国[ZhongGuo]置于世界中央，照顾了一下中国[ZhongGuo]中心论的虚荣心。

　　在利玛窦看来，正是这种中国[ZhongGuo]中心论，导致中国[ZhongGuo]人“对海外世界的全无了解却如此彻底，以致中国[ZhongGuo]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包括在他们[TaMen]的国家之内”，而对绝大多数外国，“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据他的观察，“与他们[TaMen]国家（指明帝国）相邻接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TaMen]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TaMen]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一顾的”，这些不值一顾的邻国，包括朝鲜、日本、安南、占城等。

　　据利玛窦的冷眼旁观，外国朝贡体制纯粹是中国[ZhongGuo]中心论妄自尊大、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他发现，在向明朝纳贡的国家中，“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ZhongGuo]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TaMen]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ZhongGuo]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他进而一针见血道：“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中国[ZhongGuo]人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TaMen]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ZhongGuo]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TaMen]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TaMen]恭维他们[TaMen]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ZhongGuo]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ZhongGuo]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如果说朝贡体制从制度层面支撑了中国[ZhongGuo]中心论，那么中华文化优越论则从精神层面满足了中国[ZhongGuo]中心论。利玛窦说：“总的说来中国[ZhongGuo]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直到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他说得一点不错，中国[ZhongGuo]人“偶而在他们[TaMen]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TaMen]也会把他们[TaMen]当作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TaMen]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TaMen]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TaMen]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中国[ZhongGuo]历代正史的《蛮夷传》与《外国传》，可以为利玛窦的观察提供充足的证据。

　　在利玛窦看来，这种超过阈度的中华文化优越感，使得当时中国[ZhongGuo]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ZhongGuo]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ZhongGuo]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TaMen]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TaMen]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他批评中国[ZhongGuo]人，“他们[TaMen]的骄傲是出于他们[TaMen]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TaMen]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TaMen]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据利玛窦的实地考察，当时中国[ZhongGuo]人“为了表示他们[TaMen]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这个名字在广东人中仍在通用。”尽管过了4个世纪，“番鬼”这词至今仍在广东话中流行。

　　与中华文化优越感如影相随的，就是当时中国[ZhongGuo]人对外部世界抱有盲目的疑惧与反感，以致“从不与他们[TaMen]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正如《中国[ZhongGuo]札记》所说，“中国[ZhongGuo]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TaMen]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TaMen]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利玛窦认为，中国[ZhongGuo]人“不是出自任何个人考虑才起来反对外国人的，他们[TaMen]声称他们[TaMen]的动机是基于保全国家的完整，维护他们[TaMen]祖先的法制。”明朝这种誓死捍卫“祖先法制”的做法，不啻是当今某些鼓吹者的异代知音。

　　利玛窦发现，正是出于这种超阈度的文化优越感，“中国[ZhongGuo]人是那样地固执己见，以致他们[TaMen]不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他们[TaMen]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TaMen]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在他看来，这种对外来文明的顽固拒斥，使得“他们[TaMen]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TaMen]相信只有他们[TaMen]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与知识”。

　　利玛窦来华的年代，正是西方文明迅速反超中华文明的关键时期。由于拒绝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因素，以推动中华文明的与时俱进，中国[ZhongGuo]在世界之林中的地位自此以后日渐低落，利玛窦也成为中华帝国文明夕照的最后目击者之一。他在华长达28年，以外人的眼光看中国[ZhongGuo]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这里列举的，只是他对明朝人中国[ZhongGuo]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的细微观察，已让400年后的国人有入木三分的感慨。

　　《中国[ZhongGuo]札记》英译本序言指出：“古老的文明可能走到一定的尽头，但是无论在中国[ZhongGuo]建立什么样的政体，或者强加给它什么样的政体，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不会改变的。”这一论断，褒贬俱有。从贬的角度说，却让人如芒在背。难道在超阈度的中国[ZhongGuo]中心论与中华文化优越感上，利玛窦所擿发的痼疾仍会旧病复发吗？但愿国人不要让这段话不幸而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