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山爬到半山腰”

　　

叶挺一家

　　下山前，叶挺一再对饶漱石说：“你是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你将来要向党替我证明，并不是[BuShi]我动摇。”

　　饶漱石拍着胸脯说：“不是[BuShi]你自己[ZiJi]要去的，是党派你去的。在座的同志中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都可以向党中央报告。”

　　叶挺为何如此谨慎？主要是鉴于大革命后脱党十年的教训。叶挺离开过党，走过弯路，这是他一生苦闷的根源，也使他更怕被党误会。

　　叶挺为什么会脱党？耗时八年为叶挺做传的李杞华对记者说：“这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又一力证。正如叶挺自己[ZiJi]所表白的，对军人来说天职和人格重于生命，他爱惜自己[ZiJi]的名誉，容不下一粒沙子。”

　　论资历，叶挺是北伐名将，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是共产党早期职务最高、最受信任的军事将领之一。党的“八七”会议前后，南昌、秋收、广州这三大起义都离不开叶挺和他的铁军。但叶挺在莫斯科愤然脱党，却注定了他“六面碰壁”的命运。

　　广州起义后，叶挺是第七个受处分的人。罪名是“任红军[HongJun]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而“消极”的罪名，大致源于起义中他曾提出放弃城市，及时撤往农村的正确建议。

　　在北伐中一路高歌猛进的叶挺，自南昌起义以来却成了败军之将，承受着一连串失败和强加于他的罪名，这让他夜不成眠，咯血不止。党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休养治病，同时继续讨论广州起义。

　　在莫斯科，叶挺抱病写了一篇关于广州起义的材料，向第三国际提出申诉。然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信奉“城市中心论”，给叶挺扣了个“政治动摇”的“大帽子”。

　　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期间，叶挺被支到黑海边去疗养。虽然“六大”肯定了广州起义，却没有为参加起义的领导人平反。这回，叶挺的倔强脾气上来了，他要求共产国际在一个[YiGe]月内，对他的功过是非做出公正结论，否则，将自行离开莫斯科。

　　此信一去杳如黄鹤，叶挺便真一气之下到德国去了。脱党之后，一向以“振世污，起衰弱”为己任的叶挺，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在柏林，他甚至一度厌世，参加了素食组织，令朋友们既震惊又心疼。

　　其实，广州起义中很多人都被扣了“大帽子”，叶挺并不是[BuShi]受委屈最重的一个[YiGe]，如果他不脱党不是[BuShi]更好吗？李杞华认为，就叶挺倔强且自尊心极强的个性来说，在当时做不到。党内和叶挺有生死之交的周恩来就曾语重心长地规劝他说：“干革命不必自我。”

　　叶挺脱党这段公案，直到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才做出了公正的结论：“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做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脱党后，漫长的十年中，一代名将叶挺竟然没有“再就业”。

　　李杞华分析说，这十年间国共分立，叶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为国民党[GuoMinDang]，要么为共产党服务。前者对他大献殷勤，叶挺不为所动；后者忙于反“围剿”，无暇邀请他。回到党的队伍和老战友身边，叶挺可说是“做梦都想”。但一提起对自己[ZiJi]脱党“人家会怎么样看”，强烈的自尊又束缚着他，令他的苦闷愈发强烈。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叶挺身居澳门，焦急地寻觅着抗日报国之门，却备尝政治上无所依托之苦。

　　提起这个教训，叶挺后来曾在延安的欢迎大会上反思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前走，坚持下来了，但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来了。”

　　“最好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