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石英，原名冯先湜，湖南省湘潭县人，1909年12月25日出生。1925年，石英入湖南长沙湘江师范学校学习。湘江师范是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共湖南省委员会）机关的秘密所在地，校长是何叔衡，教员有李维汉、谢觉哉等。1926年7月，石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受组织派遣回乡从事学运和农运工作，担任过支部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马日事变”后，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石英与组织失去联系。而后，他为了寻找组织，受尽磨难。

　　“西安事变”后，他毅然离家北上，找到党组织。后来根据石英的要求，分配到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从此与经济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到去世，他在经济战线上驰骋了近30年。（本文选自《上海滩》2012年第2期）

　　“转手”之间

　　粉碎日军经济封锁

　　1942年是敌后抗日斗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反复进行清剿扫荡，在经济上则实施封锁。河北的冀中、冀南地区及豫北平原从1941年至1942年都遭遇大旱，粮食奇缺，粮价暴涨。而山西晋中地区却粮食丰收。但山西的敌人与河北的敌人有矛盾，不许粮食出境。石英当时任太北工商局局长，他就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组织人力财力，从山西晋中敌占区以低价采购粮食，经过太行山根据地运到冀西地区，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向京汉铁路沿线的敌占区出售，转手之间，获利甚多。

　　当时敌占区的商贩、汉奸和日本洋行为了赚钱，用各种办法和手段向太行山根据地购粮。他们除了用钞票外，还拿出许多根据地所缺乏的日用百货、物资器材，甚至偷运军械弹药，向我根据地换取粮食。

　　通过粮食贸易，抗日根据地在财政上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也大大改善了根据地的物资供应状况，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对靠近根据地的敌占区和游击区的群众售粮，则在价格上给予优惠，此举深得民心，扩大了根据地的政治影响。根据石英的表现和工作成绩，经中共太行分局审查批准，他于1943年3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