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清：参加了三大主力长征的女红军

　　长征是艰难的，而康克清在长征中的经历则更为艰难。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与朱德同在左路军，随红四方面军南下转战川康边；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又随红二、四方面军继续长征北上，同年10月在会宁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大会师，经历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历时整整两年。她的长征历程，比红一方面军其他女红军多了一年时间，多走了万余里。她先后三次翻越终年积雪的雪山，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可她对于长征的亲身感受，却语出惊人：“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

　　长征中，康克清跟朱德一起饱经忧患

　　作为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并不是凭借总司令的权威而显赫起来的。从童养媳到红军战士，再到红军总司令部警卫连政治指导员，红军学校女子义勇队队长，红军总部交通大队政治委员，中革军委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她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她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的长征。长征中，她曾担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后为红四方面军党校党总支书记。

　　邓颖超曾这样述说：“长征队伍中的女同志同男同志一样坚定勇敢。……在长征途中，她们中间有些身体结实的，背着自己的行李和干粮，精神抖擞，一个劲儿地往前赶路，到了宿营地，有人就去向群众进行政治宣传，也有人帮助招呼伤病员，或者帮助伙房工作。她们不怕困难，肯于吃苦，充分表现了革命者的坚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30人中间的康克清同志，是一直在部队担任政治工作的，她身穿戎装，脚穿草鞋，腰间配着短枪，完全和部队战士一起行动。”

　　在邓颖超的记忆中，康克清是一名真正的红军女战士，她的着装形象亦在邓大姐的脑海里闪现。身为总司令夫人，康克清在艰苦异常的长征中，也并未获得什么特别的优越享受或照应，仍像普通战士一样随军行动。康克清曾对美国女作家尼姆·威尔斯如是叙述：

　　“在长征中，我一直跟朱德在一起，我们每天见面，但我从未关心他穿的吃的等等事情，这是他的勤务兵的工作。朱德并不喜欢女人只做家务。我当时忙得不可开交，连自己的衣服都没工夫洗。我在长征中有时也骑马，但大部分的时间，却跟别人一样步行，除背负着自己的行李外，有时还帮着身体较弱的人背负重物。我时常挽着三四支步枪，想借此鼓励别人，朱德亦常常这样，他骑马和步行的时间各占一半，给别人做个榜样。我们穿的只是草鞋，一到夜里，大家便一道宿营，各个领袖，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聚在一起。”

　　长征中，康克清“最难忘怀的是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1935年夏秋时节，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所突现的那一场风云变幻，张国焘反对中央、分裂红军的种种卑劣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朱德、刘伯承首当其冲，屡次遭到张国焘及其一伙的威逼围攻，起哄辱骂，私下里还受到监视、限制、挑衅以至于实行软禁。作为总司令夫人，康克清也逃脱不了这场厄运，她同样也遭到监视、欺侮和人身攻击，生活上受到种种刁难，甚至吃不上饭。他们夫妻二人，都处于“身不由己”的困苦地步……

　　当时，随同左路军行动的除红军总司令部机关及所属电台、医务和勤杂人员外，“留下来的一方面军还有两个军团，第五、第九军团，约万把人”。在那极其尖锐的斗争关头，张国焘不让朱德“去指挥队伍，接近队伍”，企图把总司令与部队隔离开来。无奈之下，朱德只好委派康克清到第五、第九军团去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并转达总司令的意见和希望，借以稳定这两个军团。事后不久，康克清就被视为朱德的“情报员”，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妇女部门去工作。

　　康克清接到调令，心里实在憋气，她要一个人单独北上，向党中央报告张国焘反党和分裂红军的罪行，“要去找党中央说理”。朱德耐心地劝导她说：“不行！如果你单独行动，他们就会借刀杀人。现在你和战士在一起，有我在，他们不能对你如何，不敢随便动手。”“你若单独一人行动，正好给他们以借口，把分裂的罪名加到你头上。这些你还没有想到吧？”朱德的一席话，使康克清“认识到自己的想法过于幼稚简单”。康克清如是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