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首位工人党员，郑凯卿领导过工人运动，为陈独秀做过饭，冒着生命危险拉人力车秘密护送过董必武。作者：于祖培

夫妻合影

　　1990年，郑季霞第一次想写文章纪念父亲郑凯卿时，才发现关于父亲的记忆少得可怜。

　　在她印象中，父亲温和寡言，很少提及自己参加革命的历史。孩子们特意问起来，他才说两三句。从这些只言片语中，郑季霞得知父亲很早入党，与陈独秀、董必武等人有过交往。

　　她从未想到，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工人党员，也是武汉党小组的创立者之一。

　　“与父亲的一生相比，他的资料少得微不足道。”5月15日，郑季霞将三叠资料放在记者面前说。

　　听陈独秀讲座“全身燃烧起来”

　　郑凯卿出生于武汉沙湖松树湾村，家境贫寒，少时父母相继病逝，哑巴妹妹给人家做了童养媳，自己则被人收养。少年时，郑凯卿给一名少爷做书童，后来到文华大学当挑水校工。

　　当时，文华大学吃水，需要挑水工从长江去担。一位小工人担水时不小心把水泼在“洋教授”史密斯身上，而遭殴打。郑凯卿气不过，联系所有的挑水工不给“洋教授”们担水。

　　三天不到，史密斯就找到郑凯卿询问情况，郑凯卿答应说服工人们担水，但有一个要求：向被殴打的小工人道歉。史密斯无奈，只得道歉。郑凯卿的名声在校园传开。

　　郑凯卿的命运，因陈独秀的一场讲座而改变。

　　1920年，陈独秀应文华大学之邀，到武汉讲学。

　　文华大学派平时在大学食堂帮厨的工友郑凯卿，负责照料陈独秀的起居生活。

　　1920年2月5日下午，文华大学公书林礼堂，陈独秀作了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郑凯卿没有太多文化，但对“大学问家”陈先生格外崇拜，于是也挤在学生中间，坐在最后一排，听了讲座。

　　陈独秀的演讲，“平静而富有说服力”，深入浅出，郑凯卿全都听懂了。他坐在人群中，却仿佛坐在火炉边，“全身都要燃烧起来”。

　　郑凯卿并不了解共产主义理论全貌，但听得出来，陈先生讲的是穷苦人谋福利的。“我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黑暗之中出现一条光芒万丈的大道，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三十多年后，郑凯卿如此向女儿形容当时听演讲的感受。

　　讲座后，郑凯卿找到陈独秀，把感受告诉了对方。陈独秀颇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个有些拘谨的劳动者。当得知他就是“罢洋人水”的郑凯卿时，陈独秀握住郑的手说：“我们的革命事业需要你。”

　　后来，陈独秀饮食起居都由郑凯卿照料，他们更多接触、交谈。陈独秀工作之余，常给郑凯卿讲解《新青年》、《湘江评论》上的文章，他有意为建党培养后备党员，尤其是像郑凯卿这样的工人。

　　陈独秀离开武汉后，致信刘伯垂找到郑凯卿，请其参与创立武汉党小组。郑凯卿参加了成立会议，会议决定他负责劳工工作。

　　领导人力车夫罢工指挥抓巡捕

　　1921年11月底，武汉松树湾一处僻静的院落里，一位身着蓝底白花上衣、黑色长裤的年轻女子带着孩子在葡萄架下做着针线活，她不时地瞟着院门，一有陌生声响，立刻抱起孩子，唱起“两只老虎跑得快”的儿歌。

　　女子是郑凯卿的妻子李雅卿，负责在门口放哨。屋里，武汉党小组正召开秘密会议，策划汉口人力车夫大罢工。一听她唱儿歌，屋里七个党员立刻停止讨论，摆开事先准备好的文房四宝，吟诗作画。过了半个小时，屋外传来“摇篮曲”，屋里的人知道“警报解除”，又开始讨论罢工。

　　几天前，汉口人力车工人反对老板加租举行罢工，工作处于停滞的武汉党小组决定利用这一机会，策划一次全武汉市的人力车工人运动。

　　按照党小组决定，郑凯卿化装成人力车夫去调查情况，很快找来活跃分子樊一狗。

　　“租金即使加一个铜板，车夫们都难以活下去。”樊一狗当着包惠僧、陈潭秋的面边说边落泪。

　　郑凯卿的父亲和岳父都是人力车夫，他非常清楚人力车夫的劳作与辛酸。他主张应尽快成立人力车夫工会，使人力车工人有自己的领导，并尽可能发动工人们参加游行示威，把声势造大，迫使车行老板接受工人的条件。

　　党小组同意了郑凯卿的意见，聘请武汉著名律师施洋担任工会最高顾问和对外事务全权代表，并由其起草《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人力车工人们向车行老板提出三项要求：一、成立工会；二、取消加租；三、减少租金。

　　12月7日清晨，600多名人力车工人在临时工会的号召下，从四面八方涌向汉口大智门车站，游行队伍约定在公安路丁字路口集合。

　　郑凯卿头戴毡帽，身着短装棉袄，外罩一件印有“人力车夫”字样的背心，与其他工人打扮无异。不同的是，大白天，他手中却拎着一盏车灯。

　　“这世界太黑暗，这盏灯可以照亮前进的道路。”郑凯卿大声说。

　　8时许，在郑凯卿带领下，游行队伍从大智门出发，沿路高喊口号：“劳工神圣”、“反对增加租金，还我生存权利”。

　　游行队伍来到法租界时，遭遇法国巡捕阻止。没有任何经验的工人们一时间混乱起来，有人跑来告诉郑凯卿，法国巡捕想抓人。

　　郑凯卿立刻跳上高台，大声喊：“工人同志们不要慌，他们抓我们的人，我们也抓他们的人。”接着，他指着朝他奔过来的两个法国巡捕喊：“就抓那两个。”

　　工人们有了指挥，一拥而上把法国巡捕摁在地上，夺了他们的枪。有人解下自己的腰带，将法国巡捕捆得结结实实带到公安路临时工会办公室看管起来。

　　剩下的工人们在郑凯卿、林育南的指挥下，把法国领事馆和巡捕房团团包围。法国领事怕事态闹大，释放了被捕工人，并向工人代表道歉。

　　武汉当局也慑于压力，授意汉口商会与工人代表谈判，车行老板最终基本接受了工人们的条件。

　　由此武汉党小组的工作打开了局面，武汉工人运动随之展开。包惠僧曾用巴枯宁的话总结罢工的意义：“一次暴动，要胜似十万传单。”

　　冒死为施洋收尸 护送董必武撤离

　　1921年“一大”召开后，武汉党小组组织了一系列行动。他们开办工人夜校，在多家工厂组建工会。

　　郑凯卿担任夜校授课任务，每次都拿着自编的简单课本，从身边的事物教工人们认字，这种浅显的教法极受工人们欢迎。

　　郑凯卿还承担党小组内各种琐碎的工作。党员黄负生病重时，他在医院跑前跑后近一个月，为黄负生送饭送汤，黄过世后，又帮忙料理后事，连家里的事都顾不上。

　　“他是传统中国劳动者，非常善良、质朴，把朋友的事当自己的事情。”郑季霞说。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武汉城陷入白色恐怖。工人领袖林祥谦被杀，已入党的施洋随后被捕。郑凯卿和林育南、陈潭秋等人筹划营救施洋，但未能成功。

　　1923年2月15日，施洋被枪决于洪山。

　　施洋遇害后，当局一度不准收尸。郑凯卿组织人力车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施洋遗体悄悄收敛在武昌城外的江神庙中。武汉党小组随后暂时疏散，郑凯卿离开武汉前，对妻子最后的叮嘱是：要多去看望和照顾施洋的遗孀。

　　后来，湖北督军下令通缉追捕工人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李汉俊等人被害。同时，贴出悬赏告示，标明15000元现洋，悬赏董必武人头。

　　郑凯卿为董必武的安全担心，当接到党的指示，要求其安全护送董必武登船离开武汉时，他披上蓑衣、戴上斗笠、穿上草鞋，化装成人力车夫，将董必武拉到码头。

　　上船前，董必武说，将来团圆时，他一定会拎着肉和酒到郑家拜访，并叮嘱郑凯卿赶快离开武汉。

　　此后，郑凯卿去了江西，而后返回武汉，最后带着妻儿又去了四川，与党组织渐渐失去了联系。正因为如此，郑凯卿在许多党史资料中被列为脱党者。

　　郑季霞不容许任何人称父亲为“脱党者”。她回忆说，大革命后，父亲始终与所在地的党组织保持联系，并在周围的人中间宣传共产主义理论，还发展了一批年轻人到延安。

　　“他不是轻易改变信仰的人，他一直相信陈独秀为他描述的那幅画面会成真，他相信早晚有一天贫苦人会过上富裕的生活的。”郑季霞说。

　　解放后，郑凯卿没有向组织要一官半职，而是在家带孙子。街坊邻居不知道这位老人是最早的一批党员，更不知道他曾出生入死。

　　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一位工人打扮的客人，拎着三斤五花肉和两瓶老白干，敲开了郑凯卿家的大门，进门就说：“凯卿，该是团圆的日子了。”郑凯卿缓缓起身，他知道这是与董必武的约定兑现了。来人转达了董必武邀其入京的好意，郑凯卿表达了谢意，婉拒了进京的邀请。

　　郑凯卿随同小儿子下乡到了潜江，1966年去世，终年78岁。

　　【人物志】

　　郑凯卿

　　生于1888年，卒于1966年，湖北武汉人。1920年，认识了在武汉讲学的陈独秀。同年7月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负责劳工工作。次年，中共一大召开，郑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个工人党员。参加和领导过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罢工和“二七”罢工，后与党失去联系，解放后婉拒董必武进京邀请。

　　他是一个工人，因为受到陈独秀演讲的影响，而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他成功领导过人力车工人罢工。他也曾冒着生命危险拉着人力车秘密护送董必武。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党员郑凯卿。

　　纪念馆

　　夫妻合影

　　郑凯卿和妻子李雅卿的合影。这是郑凯卿的后人们所能找到的仅有的一张二人合影，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在郑凯卿的女儿郑季霞眼里，父母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甜蜜的。

　　追忆录

　　“过上想过的生活，爸爸是最幸福的人”

　　爸爸有做菜的好手艺，他做的“爆腰花”、“红烧肉”，得到过陈独秀和毛泽东的称赞。

　　由于家里穷，爸爸到25岁还没结婚。有个女孩子已爱上他，就是我妈妈李雅卿。

　　妈妈是在给我外公送饭时见到我爸爸的。我外公是人力车夫，一天下大雨，路特别泥泞，我妈妈送饭时不小心摔倒了，饭菜撒了一地。

　　刚巧，爸爸在不远处给他养父洗车，马上跑过来把妈妈扶起来，还给她买了烧饼代替撒掉的饭菜。从此妈妈特别愿意去给外公送饭，就是为看爸爸。

　　那时妈妈16岁，眼睛很大，很甜美，性格又温柔，提亲的人很多。

　　有一户姓曾的人家到外公家提亲，妈妈心不在焉，跟外婆说话时，把“曾家”说成了“郑家”，还不断提“郑凯卿”这个名字。

　　外公外婆猜出妈妈的心事，主动去提亲，爸爸就这样娶了妈妈。

　　我们兄妹出生后，妈妈还经常开玩笑，“我暗恋他那么久他都不知道。”

　　爸爸妈妈感情非常好，爸爸做党的工作有时夜里回来很晚，妈妈就不睡觉，等着他回来吃了饭洗了脚再一起睡。

　　我妈妈从来不问我爸爸在外面做什么，也不干涉他的事情。只要我爸爸说的，我妈妈都听。

　　小的时候，爸爸在家的时间很少，我们都觉得他好神秘，突然就消失了，突然就回家了。我们能猜到他是做进步工作的，但我们都不问。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派人叫爸爸去北京，可是他不肯去，他的观点是“革命成功了，国家建设需要更年轻的人。”

　　我觉得爸爸不需要有钱、有地位，就已经是最幸福的人了。他过上了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而这美好的生活是他自己努力奋斗换来的。

　　他是个低调的人，从不肯向国家和组织要一点名和利。但是作为女儿，我希望能够纪念他。

　　武汉市在爸爸从前住的地方——松树湾要建一个公园。我有个想法，就是能否在那里给爸爸立个碑。

　　口述：郑季霞（郑凯卿女儿）

　　（记者 孔璞 湖北武汉报道）

　　感谢武汉市党史研究室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