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中国共产[GongChan]党的早期历史上极不平静的岁月。在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影响与干预下，连续三次“左”倾错误使党内出现严重意见分歧与派别纠纷，并一度陷入混乱。在30年代初作为中央实际工作主要领导者的周恩来[ZhouEnLai]屡次遭受不白之冤和莫须有的“罪名”，经历了一段复杂艰难的岁月，其痛苦压抑的心情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或明哲保身，而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为党的工作和革命事业的发展竭尽心力。

　　一

　　　　1929年12月，由于中共中央包括周恩来[ZhouEnLai]在内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远东局在如何理解和贯彻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第十次全会决议的若干问题上发生分歧，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远东局无端指责中共中央离开布尔什维克路线，在对待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右倾动摇”。15日，周恩来[ZhouEnLai]在为中央政治局起草的致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主席团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远东局的指责。为早日结束同远东局的争论，避免影响工作和革命局势，中央决定委派周恩来[ZhouEnLai]去莫斯科报告工作。1930年5月，周恩来[ZhouEnLai]抵达莫斯科受到欢迎，其间斯大林还专门接见了他。7月5日，周恩来[ZhouEnLai]应邀出席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6日出席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政治委员会会议，并先后在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

　　　　周恩来[ZhouEnLai]赴俄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左”倾思想开始抬头。他们认为革命形势已经在全国成熟。于是在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估计，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并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这个决议遭到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远东局的反对，认为武汉、南京尚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时机还不成熟。6月25日，中央致书在莫斯科的周恩来[ZhouEnLai]，强调中国面临直接革命形势，告以在“6月11日决议”问题上同远东局发生争执，要周恩来[ZhouEnLai]务必向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力争。周恩来[ZhouEnLai]此前虽然与中央一道，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远东局有过分歧，然而自1929年冬以来在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暴动的策略上，是与李立三等持不同意见的。他对于“6月11日决议”的看法和态度同远东局及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意见是一致的。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接到“6月11日决议”后，于7月23日即作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7月30日复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国党的目下路线是盲动精神”，要求停止执行“6月11日决议”。中共中央接到复电后即于8月初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李立三既对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决定愤愤不满，又误认为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不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发展的总趋势是因为周恩来[ZhouEnLai]没有报告清楚所致。

　　　　为阻止李立三的武汉、南京暴动计划，根据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指示，周恩来[ZhouEnLai]和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相继回国，贯彻传达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经过积极筹备，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由瞿秋白、周恩来[ZhouEnLai]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ZhouEnLai]在会上作《关于传达国际[GuoJi]决议的报告》，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左”倾冒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立三路线。据列席会议的聂荣臻后来回忆，周恩来[ZhouEnLai]是三中全会实际的主持人，但他总把瞿秋白推到前面作报告，作总结。因此，瞿秋白会后成为中央实际的主要领导人。在瞿秋白、周恩来[ZhouEnLai]等领导下，党的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周恩来[ZhouEnLai]在关于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纠正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谦让而不居功的做法更是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