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和毛泽东[MaoZeDong]站在了一边，对抨击张国焘分裂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博古拍着桌子同国民党谈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出了一份力

　　１９３５年６月，一、四方面军在长征路上会师后，张国焘出于争夺军权、觊觎中央[ZhongYang]的目的，提出中央[ZhongYang]的政治路线是错误[CuoWu]的，是机会主义的路线。他认为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改换领导，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博古出于维护以前经过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批准的中共中央[ZhongYang]的政治路线，对于张国焘的这种观点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其他同志也都表示不赞同。在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战略方向的多次会议上，博古都站在毛泽东[MaoZeDong]等一边，激烈地抨击张国焘的错误[CuoWu]主张。博古的这种态度对中共中央[ZhongYang]批评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３日，博古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ZhongYang]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１９３６年初，毛泽东[MaoZeDong]率领红军东征后，由博古主持中央[ZhongYang]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期间，他有机会接触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对白区的抗日民主运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１９３６年２月，宋庆龄受宋子文、孔祥熙之托，派董健吾、张子华前往陕北递送南京方面关于国共双方进行秘密接触的密函，博古在瓦窑堡会见了他们，接受了南京方面的密函，详细询问了南京和上海方面的情况，并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前方的毛泽东[MaoZeDong]等人。

　　１９３７年６月，博古与周恩来等一道，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国共两党的庐山谈判。９月初，又抵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康泽就“共产[GongChan]党的合法地位”、“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组织”等实质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在原则问题上，博古毫不退让，拍着桌子，同康泽激烈争辩。国共两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促使蒋介石同意在９月２２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ZhongYang]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２３日又发表《蒋委员长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ZhongGuo]共产[GongChan]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遂告形成。

　　博古再度附和王明，由“左”而右，机械地执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路线；蒋介石的某些进步措施，使博古迷失了方向，产生了依靠国民党抗战的右倾思想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９日至１４日，博古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ZhongYang]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代表的资格，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发言，系统阐述了他的右倾错误[CuoWu]主张，表示赞成“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

　　对此，博古完全采取了附和的态度。他说：“当前革命[GeMing]是国民党与共产[GongChan]党共同领导，依靠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此后，博古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与前途的文章。他完全忽视了抗战初期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而将其归结为敌强我弱和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某些错误[CuoWu]，说“蒋先生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抹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仅仅认为如果说有斗争也是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某些具体方法上，在如何抗战过程中实现民权与民生主义的必要和步骤上。

　　抗战初期，博古之所以再度附和王明，由“左”而右，其原因，一方面，是机械地执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路线的结果。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带回来了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和斯大林的指示。在十二月会议上，王明是以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执委、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传达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的指示，博古不相信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和斯大林还能错，从思想上仍旧习惯于机械地执行共产[GongChan]国际[GuoJi]指示，而不顾中国[ZhongGuo]的特点。因此，很自然地附和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上的右倾错误[CuoWu]主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过去‘左’的错误[CuoWu]给革命[GeMing]和党带来很大损失，感觉我们的力量小了，信心小了”。当时，八路军的编制仅４．６万人，国民党军队在实力上占绝对优势。而且，蒋介石在被迫抗日后又采取了某些进步措施，由内战时的敌人变成了统一战线的盟友，这些情况使博古迷失了方向，产生了依靠国民党抗战的右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