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列宁[LieNing]的政治遗嘱，广义来说，是他病重病危期间，由他口授记录下来属于政治方面的文字，包括以下两部分：一是分6天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以下简称《信》）；二是他多次口授，记录下来后成多篇文章，即《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以下简称《民族》）、《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内容涉及党的建设、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民族问题、合作社、革命道路、发展生产力、文化革命等问题。狭义来讲，称为列宁[LieNing]遗嘱的就是《给代表大会的信》。除《信》和《民族》外，其余几篇都在列宁[LieNing]逝世前发表过。

列宁[LieNing]忧心忡忡抱病口授遗嘱

列宁[LieNing]经常极度紧张和不间断地工作，致使他于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右臂右腿部分失去作用。同年12月，他第二次中风，病情恶化，先右臂右腿瘫痪，后整个右半身瘫痪，丧失了独立工作能力，但头脑非常清醒，能深度思考问题。当时，俄国国内的战争已经结束，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经济形势已经好转，对此列宁[LieNing]是放心的。令他不安的是，党的建设有所削弱，而党的高层权力过多集中于斯大林[SiDaLin]，党的集体领导、党内民主[MinZhu]以及党和人民的监督相当薄弱，高层不稳，存在分裂的危险。面对列宁[LieNing]的病情，俄共（布）中央[ZhongYang]政治局通过决定，不准他过问所有党政事务，并委托斯大林[SiDaLin]负责列宁[LieNing]的生活和医疗。就是说，让斯大林[SiDaLin]负责断绝列宁[LieNing]同工作人员之间的个人联系和信件往来，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LieNing]规定的制度。列宁[LieNing]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而一些有关党和国家的重大事情，使他焦虑不安、忧心如焚，他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但中央[ZhongYang]政治局的决定又不让他这么做，于是他向中央[ZhongYang]要求，允许他每天用很短的时间口授日记，否则他完全拒绝治疗。这似是一个“最后通牒”。在此情况下，斯大林[SiDaLin]、加米涅夫、布哈林代表政治局与医生研究后决定：第一，列宁[LieNing]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带有通信的性质；第二，禁止会客；第三，无论是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LieNing]报告任何政治生活的事，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动。为了列宁[LieNing]的健康，对他的一些活动作些限制，这是必要的，但连通信会客都不准，连跟家属也不能谈政治，这就有些难以接受。此时斯大林[SiDaLin]已经掌握了最高权力，并觉察到列宁[LieNing]对他有所不满，因此也不想让列宁[LieNing]谈及政治。而列宁[LieNing]对不让他谈任何政治问题非常不满，他对他妹妹乌里扬诺娃多次抱怨说，政治活动家怎么能不谈政治，而去谈别的东西？面对压力，列宁[LieNing]出于对党的前途和命运的无比忧虑和高度负责，不顾病魔折磨，以他特有的坚强意志和惊人毅力，毅然从1922年12月23日起开始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和其他政治遗嘱，以表达他对党和国家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深度不安和高度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