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PaiFang]，作为一种文化性很强的特有建筑形式，被誉为中华文化的典型象征。事实上，作为文化象征的牌坊[PaiFang]，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ZhiDu]的载体，透过其中不难窥见等级制度[ZhiDu]、科举制度[ZhiDu]、奖励制度[ZhiDu]等中国古代政治的制度[ZhiDu]设置。

　　牌坊[PaiFang]与等级制度[ZhiDu]

　　等级划分是我国古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点之一，在官阶的品评上显得尤为突出。牌坊[PaiFang]的建造[JianZao]和规制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与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ZhiDu]紧密相关。

　　从牌坊[PaiFang]的建制级别来看，由低到高依次为敕建、圣旨、恩荣以及御制。其中敕建的级别最低，皇帝口批恩准即为敕建。假如皇帝书面圣旨批准则为圣旨，若皇帝对有功臣民或显著事迹主动提出建立牌坊[PaiFang]嘉奖则为恩荣。上述情形费用都为自筹，只有最高级别的御制为公费建造[JianZao]，可见其重要程度。

　　立牌坊[PaiFang]不仅审批程序繁复严格，对于建造[JianZao]的规格也有着等第的严格区分。“牌坊[PaiFang]的级别论柱而异，柱脚越多，级别越高。”而且“只有帝王神庙、陵寝才可用‘六柱五间十一楼’，一般臣民最多只能建‘四柱三间七楼’”。这些具体数字是等级制度[ZhiDu]的符号，是封建统治者在维护统治过程中的又一有力工具。

　　牌坊[PaiFang]与科举制度[ZhiDu]

　　家族牌坊[PaiFang]的建造[JianZao]意图多为“标志科举成就”，为光宗耀祖之用。科举制度[ZhiDu]发轫于荐举制度[ZhiDu]，打破了传统的士族贵族大家垄断仕途的局面，迎合了统治者选贤任能和读书人追求鸿鹄之志的双重心理。

　　历经千锤百炼终达皇榜的读书人，内心的满足感和家族荣誉感都在金榜题名这一刻积聚。而统治者似乎也能够理解寒窗苦读的艰辛，允许其建造[JianZao]牌坊[PaiFang]就成为鼓励奖赏的重要形式。“福建长泰县城中山路，立有明万历四年为褒奖本县士子考中举人，进士而建造[JianZao]的‘秋水鱼龙’坊。明正德初宰相王鏊的故里江苏吴县市东山，存有当年王鏊的解元牌坊[PaiFang]，会员牌坊[PaiFang]，探花牌坊[PaiFang]石柱……”正所谓“拔身泥滓里，飘迹云霄上”，通过立牌坊[PaiFang]完成由“白衣”到“公卿”的身份转换，彰显社会地位的迅速提升和家族荣誉的发扬光大。

　　牌坊[PaiFang]与奖励制度[ZhiDu]

　　利用建造[JianZao]牌坊[PaiFang]来对官吏进行奖励，此旌表乡里、通告全国的褒奖行为能够有效发挥政府奖励官员的示范带动效应。这既是封建帝王用来赐恩笼络臣下，以收买人心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封建帝王为臣属树立效学楷模，培养尽力效忠朝廷的官员，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有效手段。“云南弥勒县虹溪镇东门，立有光绪二十六年为显耀王炽清受皇帝敕封红顶花翎、三代一品而建造[JianZao]的虹溪石牌坊[PaiFang]；弥勒县寅街乡大庄营村，立有清光绪十八年为夸耀李彪被皇帝赏加‘内阁中书’而建造[JianZao]的恩荣坊。”在这种奖励过程中，牌坊[PaiFang]承载着当权者的鼓励和希冀，也传达着受赏者无比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