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回到北京后，只过了10多天，彭德怀就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于7月14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即“万言书”），反映贯彻“三面红旗”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于是大会批评彭德怀反对搞人民公社。同年7月18日，赫鲁晓夫也发表讲话，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此时，又有别有用心的人向毛泽东报告，说彭德怀在国内反对搞人民公社，赫鲁晓夫在国外也反对中国搞人民公社，他们两人在国内外互相呼应。很明显，说这样话的人居心不良，是有意硬把彭德怀同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联系在一起。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在国外取了些经回来了。我认为，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这一批评倒是正确的，中肯的，切中了彭德怀的本意。

　　据我知道，彭德怀在访问波兰9国时，深感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有条不紊地进行，而我们国内搞“大炼钢铁”、“大跃进”等等，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致使人民的副食品和生活用品供应紧张。特别是在游览匈牙利的巴拉顿湖时，彭德怀看到那里休假和疗养的军官及其家属和孩子们的幸福生活，很有感慨地说：“1956年，他们国家出现了反革命暴乱（即‘匈牙利事件’），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经过短短二三年时间，他们的经济就恢复起来了，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军官们享受着良好的福利待遇。他们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军队借鉴。我们军队也应该有一套制度，要正规化，使军队干部和战士都安心工作、训练、学习和休息才好。而现在，我们军队的正常工作和训练也被国家的中心任务（指大炼钢铁）打乱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从彭德怀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彭德怀的确如毛泽东所说的从国外取了些经回来了。但是，毛泽东只说彭德怀取了些经，并没有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呀！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证明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竟有人拿出一个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念了几段彭德怀出访中会见苏联领导人时的讲话，作为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证据。

　　彭德怀反驳说：“苏联人说话我听不懂，我说话苏联人听不懂，我怎么里通外国？”

　　此人说：“有一次你和苏联人谈话，没有中文翻译在场，只有苏联翻译，谁知道你给苏联人说了些什么？……彭老总呀！我真没想到你会里通外国呀！”

　　彭德怀满怀气愤却语气平静地回答：某某同志呀！我也没想到彭老总会里通外国呀！

　　从上所述，无论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使出全身解数，编造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的“事实”。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罢官之后，彭德怀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准备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做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毛泽东只同意了前两点，对后一点却表示反对，认为他年纪大了，不宜再参加生产劳动了。也就在这一年，彭德怀举家搬离了中南海永福堂的住宅，落户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在那里种地、种菜。但是，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帽子一直还戴着。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央在处理一些领导人的“冤假错案”时，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别人的错案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怀的案子不能平反，困为他有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有国际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告诉我说，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上报处理彭德怀案件的第一份报告中说，因为彭德怀犯有“里通外国”罪，建议处以“死刑”。对这个报告，毛泽东没有表态，也就是说不同意。在第二份报告中，毛泽东也没有表态，就是说也不同意。这样，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案子一直拖下来了，长期未能结案。据我所知，对彭德怀的案子，毛泽东一直主张想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

　　1974年，彭德怀含冤逝世。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这次全会决议的精神，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给持续了近20年（从1959年到1978年）的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这个历史大冤案平了反，正式向世人宣布，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1978年12月25日举行的彭德怀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致悼词，对彭德怀的一生作了公正而高度的评价，彻底洗清了蒙在彭德怀身上的一切不白之冤。

　　此时，九泉之下的彭德怀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