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股份化而引入股东，首先小股东不关心长远问题[WenTi]，只关心分红。重大问题[WenTi]他还否决不了你。对你来说增加交易成本，对他来说走不了又没有[MeiYou]保障，搞这么复杂的结构干什么。

　　董事会和管理层分开，这个不错，但是你要知道这后面是什么关系。董事会、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是股东结构的函数。

　　如果股东是一个[YiGe]家族企业或者国有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就没有[MeiYou]必要分开，是一体的。控股大股东结构下也类似，比如香港和东南亚的家族大企业，尽管上市了，董事长一般都兼任CEO，顶多聘请几个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

　　当股东结构进入到一个[YiGe]中间状态，有几家大股东，比如招商银行，我们[WoMen]是第一大股东但不控股，管理层应该向所有股东负责，不是向我一家股东负责，那就要到市场上去聘请。董事会重大问题[WenTi]要商量，这时候就需要管理层和董事会分开，不能把招商银行管理层视为招商局的下属。

　　再接下去到了美国这个程度，连大股东也没有[MeiYou]了。美国的董事长都兼任CEO，虽然安然事件出来之后，有说要分开，可是实际上没有[MeiYou]哪家是分开的。

　　法人治理从来是效率和制衡的均衡点把握，没有[MeiYou]说越制衡越好。党委那就另说了。

　　人物周刊：现在社会[SheHui]的共识是谁也不希望革命，可很多人都认为改革的步伐不妨更快一些。

　　秦晓：革命分成社会[SheHui]革命、思想革命或观念革命，在西方来说就是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日常政治中社会[SheHui]和政治是分开的，只有到了非常政治才是合在一起的。我们[WoMen]是长期搅在一起。

　　步子慢了，所以我们[WoMen]才要说话。社会[SheHui]总是反复的，赫鲁晓夫很伟大，他做了很多改革，等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有一个[YiGe]18年的倒退，对外是冷战，对内是秘密警察和意识形态化。他不愿应对这些问题[WenTi]，结果一夜崩溃。

　　我愿意做一个[YiGe]体制内推动改革的人士，而不愿意被人称作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我与体制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也参与过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互动，我希望在体制内推动改革，通过体制内外的互动产生社会[SheHui]进步。

　　本来就应该小政府大社会[SheHui]。没有[MeiYou]公民社会[SheHui]、公共知识分子，这社会[SheHui]也不是一个[YiGe]成熟的社会[SheHui]。

　　在满清以前，上层是皇上大臣县太爷，到了乡下是乡绅治理的。乡绅可是非政府组织啊，农村秩序、道德、基础公共设施是由乡绅来完成的。政府的力量不可能渗透那么深，这是一个[YiGe]“道统”，或者说“准法统”。他们的权力来源并不是皇上授予的。他们是凭良心靠对儒家文化的崇尚信仰来获得权力来源，而且治理很有效率。革命把所有都解体了，总体解构总体解决，来了一套新的结构，从支部书记一直到国家[GuoJia]主席。

　　人物周刊：甘阳先生认为单纯提出普世价值有抽离之感，不要把普世价值和中国[ZhongGuo]现实弄成对立面。

　　秦晓：我没有[MeiYou]对立，而且一直认同中国[ZhongGuo]道路。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模式就是最终的彼岸。“中国[ZhongGuo]模式论”的兴起首先就宣称与普世价值和世界文明对立，这种模式是德国、俄罗斯、日本这么一路过来的，再加上毛泽东的集权封建东西，和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一些封建思想。

　　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YiGe]“东亚模式”，国家[GuoJia]利益至上，国家[GuoJia]控制经济。这种想法在某一阶段是有合理性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SheHui]发展，应该经济的归经济，社会[SheHui]的归社会[SheHui]，政治归政治。考虑国家[GuoJia]的利益、主权，更要关注民众、关注每个人的权利。

　　他们的观点，第一是“特殊论”，我很奇怪，你们都学过哲学，学过逻辑学。没有[MeiYou]普遍的东西何来特殊，普遍和特殊是一对关系，你不能说因为特殊就不承认普遍。你去看全世界看历史，确实存在一个[YiGe]普遍的东西，我认为特殊是普遍包容的多元，并不是和普遍对立的另类。特殊论是一个[YiGe]伪命题。这就如同不能只说特色不说底色，那没有[MeiYou]底色的特色是什么颜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