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那种思想禁锢、纪律严明、个人自我要求十分严格的年月里，像王任叔发生的这类事，很难博得同志们的同情。即使是有人在内心里有所同情，但也讲不出与领导人不同的看法。因而，大家普遍认为：王任叔不拘小节的这一举动，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

　　说实在话，作为新中国的外交[WaiJiao]代表、全权大使，出现这样有损中国形象的举动，实在是不应该的。

　　大家知道，王任叔是位具有光辉历史的文人，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好诗句，曾启发和教育了一代年轻人。人们相信他不会是个居功自恃的人。大家都为他出现这样难以想象的差错而叹惜。

　　既然此事已经发生了，大家都该冷静地去面对。不论是国内国外的工作[GongZuo]人员，包括王任叔本人在内，在为王痛心之余，也都会很自然地认识到，此事不管是从吸取教训角度看，还是从对外影响的严重性上看，都应该认为，王的这一过失，是个不小的错误。

　　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尽管王任叔的这一过失，是由于个人不慎，而被人陷害，但他个人的责任，无法推脱。

　　国内考虑到王任叔等人都是第一批出国的大使，素质均好。只是他们上任之前，没有[MeiYou]经过专门训练，基本上都缺乏长期在国外工作[GongZuo]的经验，又缺乏应对意外和不测的能力，都是仓促领任，披挂上阵，难免有错。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此事毕竟在印度尼西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难以挽回，也难以弥补。如果再让王在印尼继续工作[GongZuo]，似乎也有些诸多不便。为此，国内下令召回了王任叔大使。

　　建国初期出国任大使的老干部，虽然在新的岗位上都有诸多不熟，但并没影响他们完成外交[WaiJiao]使命，中途被调回者不多。

　　在正常情况下，对被调回、不再回使馆的大使，外交部[WaiJiaoBu]仍然会将其安排在部内或部附属部门继续工作[GongZuo]，或者间隔一段时间后，再继续安排其出国工作[GongZuo]。而王任叔被调回之后，外交部[WaiJiaoBu]既没对他提出什么严厉批评，也没对他提出任何处理意见；既没让他回馆工作[GongZuo]，也没给他安排其他工作[GongZuo]。

　　有两位建部初期的老人对我讲过王任叔的事。他们一位是时任外交部[WaiJiaoBu]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一位是我国驻缅甸首任大使姚仲民。姚对我说：“王任叔在大使馆光着膀子，出足了洋相，而且又被外国记者曝了光，轰动一时，成了国际新闻，成了国际笑柄，给中国人丢了脸。如此出丑的外交[WaiJiao]代表，对外影响不好，只能离开外交部[WaiJiaoBu]。”

　　王炳南对我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王任叔如果没有[MeiYou]在招待会[ZhaoDaiHui]上出的事，还可调到别的使馆或部里工作[GongZuo]，他的资历很老，历史上又有过贡献。在当时的情况下，究竟如何安排王任叔的工作[GongZuo]，不是外交部[WaiJiaoBu]可以决定的，得听中央的。”同时王炳南还说，“总理对外交[WaiJiao]干部要求很严，不仅要求必须遵守纪律，还要作风正派，因为外交[WaiJiao]干部出去是代表我们国家！”

　　关于王任叔的处理问题，下面干部也有议论。有人说：王的这个跟斗栽得不小，被勒令回国，也是咎由自取。也有人说：王任叔文才不错，会写文章，说不定人家不愿在外交[WaiJiao]岗位上受拘束。而王本人则始终为自己[ZiJi]的过失而后悔不已，他下步做什么，没有[MeiYou]多想。

　　可怜巴巴的王任叔，回国在招待所休息了一段时间后，被调离了外交部[WaiJiaoBu]。

　　王任叔的资历较深，他的被调动不是外交部[WaiJiaoBu]说了算的。据说，康生对王在招待会[ZhaoDaiHui]上的过失，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并说王不宜搞外交[WaiJiao]。这一说法，不管是50年前，还是目前，都无法考证，但此说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

　　康生长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小组工作[GongZuo]，他自恃有国外工作[GongZuo]经验，从而他对外交[WaiJiao]和外交[WaiJiao]干部密切窥测。那些年，经康生点名召回、骂回、撤回的高级外交[WaiJiao]官，也有几个，而且被康生拉下来的人，都没有[MeiYou]好命运。

　　王任叔离开外交部[WaiJiaoBu]后，他自己[ZiJi]也没有[MeiYou]一个[YiGe]曾工作[GongZuo]过、略有根基的地方可去，他只能听从组织部门的安排。当时，尽管是个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用人的地方很多，但约有两年之久王仍然没有[MeiYou]正式的工作[GongZuo]去向。最后，组织部门也不知是根据什么尺度，于1954年安排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负责文学出版工作[GongZuo]。

　　出版社正是一个[YiGe]文人舞笔的地方。王任叔可以利用此地，重操旧业，挥动笔杆，写天写地、论人论事、吟风弄月，乐得可以逍遥自在，何乐而不为呢。同时又可有更多的时间和一代文人、好友，如周扬、老舍、叶君健等人一起，就共同关心的事情，互相切磋、互相交流。这岂不是一个[YiGe]众人、特别是文人所仰慕的好地方。

　　多灾多难的王任叔本可以在出版事业上，发挥他独到的长处，做出一番别人难以做出的成就。

　　但是，万万没想到，从天而降的大祸使王任叔一生再也没有[MeiYou]抬起头来。

　　于1957年，王任叔写出并发表了一篇杂文《论人情》，又遭到党内一霸康生的批判，说这篇《论人情》是《人性论》的典型翻版。

　　此事至今，已过近五十年，我们再去查考王任叔的杂文《论人情》和康生的批判，似乎没有[MeiYou]多大必要。仅从《论人情》和《人性论》两个主题，也可以分析出两者分歧的端倪。

　　王任叔的《论人情》无非是用文学的语言论述一下人情，讲讲自古以来人们对人情的看法；无非是讲讲一个[YiGe]人自然会有的喜、怒、哀、悦、爱、恶、欲等七种情感；无非是说说人之常情，说说人在集体中的许多情理之中的事。

　　康生对王任叔《论人情》作为《人性论》的批判，其批判内容无非是，《论人情》一文是撇开社会性和阶级性来论人情。也就是说人性论的观点是不用阶级观点去分析人，不按照人的历史发展解释人性。而《论人情》则是《人性论》的翻版；无非是在批判《论人情》时，和批判《人性论》一样，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MeiYou]抽象的人性；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没有[MeiYou]超阶级的人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