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BaoGao]两易其稿

　　历次党代会最重要的内容莫过于政治报告[BaoGao]的发布了，它往往代表[DaiBiao]了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未来的规划，所以，起草政治报告[BaoGao]被作为历次代表[DaiBiao]大会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而受到高度重视，九大[JiuDa]也不例外。陈伯达是党内的大笔杆子，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文采极好，历史上也写了不少重量级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在推行“左”倾理论上出力不少，著名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陈伯达一直受到毛泽东[MaoZeDong]的器重，起草过许多重要的文件，这次起草九大[JiuDa]报告[BaoGao]自然少不了他。而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从1965年在上海搞了那篇被视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也受到毛泽东[MaoZeDong]的重视，一路走红，作为党内笔杆子的“新秀”，实力也不容小觑。起草九大[JiuDa]政治报告[BaoGao]的任务就落到了这3个人的头上。

　　由于预定由林彪在党的九大[JiuDa]上做政治报告[BaoGao]，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所住的毛家湾谈起草报告[BaoGao]的问题。林彪一向比较欣赏陈伯达，决定报告[BaoGao]内容由陈伯达考虑，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作为一个[YiGe]所谓的“大理论家”，自恃资格老，水平高，从心底里就看不起张春桥、姚文元这帮靠造反起家的小字辈，所以他不愿意同张、姚合作，加上起草人的名单上也是他排在首位，他便私自决定撇开张春桥、姚文元自己写。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就拿出了一个[YiGe]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他带着这个提纲和林彪商量了一阵子，之后做了一些改动。定稿后，他亲笔给毛泽东[MaoZeDong]写了一个[YiGe]报告[BaoGao]，附上提纲呈报毛泽东[MaoZeDong]。毛泽东[MaoZeDong]很快圈阅退回，表示同意。就这样，陈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九大[JiuDa]报告[BaoGao]的起草工作。他这样的做法弄慌了同是起草人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两个几次三番地来电话询问报告[BaoGao]的起草情况，而陈伯达要么不理，要么找个事由搪塞过去，张、姚一连来过几次电话，以后，再也不来电话了，看来两人明显是被惹恼了，准备采取措施报复一下这个所谓的“大理论家”。陈伯达急于邀功表现，写这个报告[BaoGao]很艰苦，每字每句都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推敲。时间在不断地向前推移，离大会召开[ZhaoKai]的日子也一天天临近，而陈伯达的起草工作却进展得十分缓慢，先前报送毛泽东[MaoZeDong]的一部分稿子也始终没有[MeiYou]回音。到底中央同不同意呢？陈伯达心里没有[MeiYou]底，不得不一字一句地仔细斟酌，越是这样越写得慢。当他的稿子写到只剩下最后一点时，毛泽东[MaoZeDong]忍不住了，召集了一个[YiGe]会议讨论报告[BaoGao]起草工作的进展。毛泽东[MaoZeDong]第一句话就问：“九大[JiuDa]政治报告[BaoGao]写得怎么样了？”周恩来说：“看来恐怕不行吧！”毛泽东[MaoZeDong]对陈伯达不能按期交出报告[BaoGao]稿而耽误九大[JiuDa]的召开[ZhaoKai]非常不满，便接着说：“不行就重新搞嘛！请康生主持重搞。”就这样，陈伯达辛苦了近一个[YiGe]月的报告[BaoGao]稿，没有[MeiYou]一个[YiGe]领导人看过，就被否决了。

　　根据毛泽东[MaoZeDong]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YiGe]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而陈伯达也抓紧进度赶写出了政治报告[BaoGao]的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送给了毛泽东[MaoZeDong]和林彪审看。毛泽东[MaoZeDong]看了之后，觉得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可以用，但要做大的修改，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陈伯达的稿子就被直接搁置一边了。直到九大[JiuDa]召开[ZhaoKai]以后，陈伯达收到毛泽东[MaoZeDong]处退回来的文件，才发现之前他送去的报告[BaoGao]稿的第一部分，毛泽东[MaoZeDong]根本就没有[MeiYou]拆封，更不用说看了。陈伯达对此很是失望，这也许正预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失势。

　　因为政治报告[BaoGao]迟迟没有[MeiYou]拿出来，九大[JiuDa]又推迟了一个[YiGe]星期才开会。当时由于代表[DaiBiao]都已经陆续来到了北京，只好先组织他们参观。作为报告[BaoGao]人的林彪只和陈伯达商量过起草报告[BaoGao]的问题，他对九大[JiuDa]的政治报告[BaoGao]改用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也很不满，在九大[JiuDa]上只是照本宣科，甚至出现了多次磕磕巴巴的情况。